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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lithic Culture of Hong Kong
T 序 言
2010年10月10日早上10時, 編者和兩位新認識的朋友由中環出發往南丫島, 登岸吃了早餐後, 沿著前往大灣考古遺址的熟悉的道路很輕易便到了目的地, 本來向人展示的一條時光隧道 ~ 遺留著 6000 年前先民足跡的土壤己變成了一片高大的草林, 野草淒淒的植被彷彿把「時光之門」關閉了 ~ 一切回復寧靜, 誰知道這兒曾是我們與先民溝通的場所, 在這兒也接收了他們給予的信物呢? 物換星移, 面對近十年來文化及核心價值滑落的香港, 基於財富的迷惑, 怯於強權的軟硬誘迫, 不少人已經埋沒了良心, 甚至助紂為虐, 過去輝煌一時的「東方之珠」, 隨著文化性的淪陷而漸漸暗淡下來, 主流社會的官儒們, 多是為討好強權的一方而沽盡了良知, 面對這一切, 除了無奈以外, 我們還能做甚麼?! 已經被中共列為禁忌的反思文學的電視片《河殤》有如下的解說:「在當今的世界上,面對著西方工業文明的挑戰和全球文化匯流的大趨勢,每一個擁有古老文明的民族,都面臨著現實與傳統的嚴重危機。傳統越古老,危機越沉重,危機越沉重,尋根越熱烈。我們中華民族的根在哪里? 」同樣地, 香港的核心價值又在哪兒呢? 不敢觀望未來的今天, 我們唯有回眸過去, 藉此了解歷史如季節輪替的規律: 世界上沒有不倒的強權, 也沒有黷武千秋的王國。相信先民在香港創造的文明, 並非想要它發展成為現今的傀儡文化吧?
“黃地峒文化”鬧劇
2007年期間延陵格物研究到達新界東部, 即西貢區企嶺下海東岸, 沿榕樹澳的村落小徑步行約 1 小時 45 分, 目的是到達了個已經荒廢的舊村所在地 ~ 深涌, 勘察香港鬥魚( Macropodus hongkongensis )的生息狀況, 途中在一家士多(小食及飲料售貨員店)的食桌上享用了一大碗山水豆腐花後, 便向深涌的方向進發。在紅樹林植物遮蔭下的混凝土小路兩旁, 出現一片片光滑的小石片, 由於此處附近為人煙之地, 石片的形成沒引起我們的興趣, 看過後隨即失之交臂, 便匆匆繼續上路了, 因為回程時自深涌碼頭乘船離開, 此次行程再沒有和石片再次相會了。
2009年格物研究於香港前第四紀地質勘察計劃期間自荔枝莊前往深涌採集深涌流紋岩 (Jks, Sham Chung Rhyolite), 沿途所見到的流紋岩並不多, 反而屬於城門形成層 (Jts, Shing Mun Foramtion)的粗晶屑凝灰岩及凝灰角礫岩居多。和上次行程方向相反(自深涌往榕樹澳), 我們不覺到了黃地峒的岸灘帶上觀察岩石, 不需使用地質錘等工具便可採集不了精美的岩石樣本, 其中有大有小, 其光滑程度不禁使人以海水雕琢作用加以解釋, 但是岩石上留有如玻璃玭痕般是人工所致, 樣本便不祗是地質岩石標本這麼簡單, 而是石器了。 黃地峒石器的發現是延陵格物研究系統性進行香港考古課題的開端, 同時有關 "黃地峒文化" 的故事也很有趣: 根據文獻記載: 2003年黃虎先生等在黃地峒沿岸採集到一些打製石器, 其後, 他們多次在黃地峒山麓進行地面調查, 採集到更多的打製石器, 香港考古學會初步推斷黃地峒很可能是香港首次發現的一處舊石器時代遺址 [1], 2004~2005年期間, 考古學會先後兩次接受了政府共約30.7萬港元的撥款後聯合國內的一學術架構進行了一次調查試掘及第一次正式發掘, 2005年2月26日,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國家文物局專家組成員張森水考察黃地峒遺址後認爲舊石器時代晚期 [3]。 泥土樣品送往西安的中國科學院地球環境研究所測定, 最早的第四層有兩個數據, 即距今1 3 , 1 0 0 ± 9 0 0 年和距今1 3 , 7 0 0 ± 9 0 0 年, 因此, 考古隊確認黃地峒為一處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 其存在時代從四萬年前一直跨越到七千年前。張森水認為: 黃地峒遺址是近二十年來嶺南地區乃至東南沿海和島嶼史前考古的重要發現, 遺址出土的石製品組合為一新的類型, 其特點在東南沿海地區是前所未見的, 有足夠條件給予新的考古學名稱, 可暫稱為「黃地峒文化類型」[1]。 當結論作出以後, 不少人隨即建議政府把黃地峒遺址一帶封鎖起來, 伴以傳媒的炒作文章, 其中最有典型的有下列一篇:
由傳媒的報導可知政府的反應是異常冷淡的, 而且沒有再度跟進的意圖, 這是為甚麼呢? 首先黃地峒乃深涌往西貢市區的主要陸上步道, 一旦被封鎖便出現行政問題, 使政府有所顧忌, 但這似乎都是其次之事。不難理解, 古物古蹟辦事處中必然有人懷疑: 黃地峒遺存是否真的如有報告描述般的考古價值呢? 2007 年 2 月香港中文大學的呂紅亮先生發表《西貢黃地峒:舊石器還是新石器》[4] 一文中的見解是很值得注意的:
坦白而言: 編者曾經也相信 "黃地峒文化"的概念,
但當幾次實地考察及仔細研究採集的大量石器標本後便提出一連串的疑問 :
總括而言: "黃地峒文化" 的發祥地很可能是香港新石器時期中至晚期的採石場, 在此製成毛坯後運輸到附近區域加工或使用, 本港多處考古遺址發現精美的石器, 不能否認其石料便來自此地區。姑勿論 "黃地峒文化" 是否能夠成立, 但由它引來的石器啟發我們對香港考古課題的投入而言, 仍是很有價值的! 香港考古學的先行者
(左)
芬神父在大灣遺址發現的青銅時期(公元前 1500年 ~ 公元前221年)夔紋硬陶碎片, 這個紋飾很特別, 當時沒有合理的英文譯名, 因為酷似兩個對調的 F
相接形索性稱之為 "Double-F pattern", 同時亦恰與芬神父的名諱的 Fr. Finn 相稱, 可見當時人們對他的考古成就之認同 。
(圖片擇自 D.J. Finn, S.J,
Archaeological Finds on Lamma Island Near Hong Kong)
麥兆良神父是意大利人, 1928年被米蘭宗座外方傳教會派往香港, 再往廣東海豐傳教, 在協助芬神父於海豐地區從事考古工作, 對粵東至福建一帶的考古調查作出了傑出的貢獻。1936年芬神父逝世後, 他履行遺訣, 繼續進行考古研究, 並於1938年發表《海豐史前遺物發現記》。1946年他把文物轉運至香港, 編寫了《華南史前史》, 1953年5月27日離世, 1955年天主教教會把他的收集及藏書捐贈香港政府。
夔紋硬陶碎片
我們未有香港境內發現過青銅時期的夔紋硬陶碎片, 2013年格物研究組承蒙居於廣東省增城市的朋友送贈兩片自當地出土的硬陶片標本, 我們才有機會從零距離了解這個神秘圖騰的原始結構。 夔紋為中國古文化獨有獸型紋飾圖騰, 最初出於見於陶器和青銅器, 夔可能是描繪龍的形象。在器冊外繪有夔紋可能含有某些鎮邪消災的願念, 所以這類圖案自夏、商朝前的先秦時代,直至漢代之後漸漸式微。這種 "兩個對調的 F 相接形" 和典型中原文化的夔紋也有顯著的不同, 一般認為是流行於古越族的基本紋飾。 香港新石器時期考古文化的歸納問題
新石器時期 (Neolithic)
為人類發展過程中以磨製石器為主要求生工具的最後階段, 一般界定為距今一萬年前起, 隨地區的不同, 其結束的時期為距今7000年至2000年不等; 公元500 ~
1900年當然遠離了新石器時期, 但是這個時期的臺灣的中央山地系統 (Central Mountain Regions Cultural
System, Taiwan,
)出土的文物中還包含著石器工具。中央山地系統系統並不是一個考古學命名的史前文化,而是分佈於山地地區史前文化群體的統稱,由於北部山區沒有進一步的研究工作,無法區分出史前文化的體系,因此以中央山地系統為名。遺物以薄型打製石鋤、打製石斧為代表,另有少量石刀、石簇,很少發現陶器。其中以打製石斧、石鋤通常在遺址中出現很多,製造方式多數都是兩面打剝,器身較薄,不見留有石坯,
左圖石斧發現於臺灣中央山脈(南部橫貫公路地區), 灰色板岩, 長9.4厘米, 寬5.6厘米, 最大厚度: 1.2厘米。 就香港以言, 六千多年前已有人類活動的紀錄, 一般認為我們的先民是分布於環珠江口一帶的古越族(百越族)分支, 百越族是生活於中國東南沿海的江西、廣東、浙江、江蘇、福建以及臺灣等地。他們創造出來的文化與東南亞的史前文化比較接近, 受中華文化同化反而是後來的事, 新石器晚期, 受到起源於長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及大溪文化的薰陶, 之後幾乎同化在中華文化的系統中。
以中原的夏文化 (二里頭文化) 為核心而言, 北有胡人, 紅山文化對中華文明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南有越人, 古越族以“印紋陶片文化”為其特色之一, 到了商代時期北傳, 並融合其中共同進入歷史時期, 香港的新石器時期概略而定, 約公元前4000~前1500年, 源於廣東環珠江地區的先民創立的考古文明單元, 有人依最初依芬神父研究的大灣遺址所在地(上圖), 被命名為 「大灣文化 (Tai Wan Culture)」, 但英文名稱有點別扭, 很易被理解為 "臺灣文化"; 三十多年前, 由於深圳的發展, 在區內不同地點發現更豐富的新石器時期古物, 其中以咸頭嶺的發現最為重要, 故他們又建議更名為 「咸頭嶺文化」 。在未有統一的建議的同時, 更有人認為環珠江口的文化與粵北的「石峽文化」同出一轍, 在這種情形下, 我們姑且把在香港發現的考古文化稱之為香港新石器文化, 遺址分佈在港島的舂坎灣、南丫島的大灣、深灣、長洲的西灣、大嶼山的蟹地灣(即現稱的愉景灣)、和赤鱲角的深灣、虎地灣等地。除了深圳之外, 同源文化亦見於澳門, 主要發現於黑沙。 香港新石器時期考古的文物精粹
( I ) 黃地峒
"黃地峒文化" 具有代表性的石器 ( 黑色標尺 L= 2cm )
( II ) 舂坎灣及赤柱灣
( III ) 南丫島大灣
概 論
延陵格物研究對大灣遺址勘察之緣起
芬神父和大灣遺址結下不解之緣, 但是他曾經說過: 大灣遺址不是他發現的, 他祗是研究其中的古物而矣! 前人那種立功而不居功的學術情操, 可教現今的不少人汗顏! 正因如此, 大灣考古遺址及鄰近地區埋藏著自新石器中期至商、周時代的文物, 從日常生活遺跡、武備到殉葬儀仗器物等都有出土, 大灣考古遺址對香港考古學有著特殊意義, 也是研習本地風物史必應前往之地! 從發現於黃地峒發現古物之寡頭, 妄想建立考古學文化之企圖是不負責任的, 而且從這種有新石器中至晚期特色的 "不成器" 人工石製品根本不能很好地解釋香港新石器時期的點滴, 用這系列標本撰寫考古學專題顯然是不足的, 為發現更有價值的古物, 延陵格物研究先後往大嶼山的沙螺灣及蟹地灣(即愉景灣)及元朗深灣進行踏查勘察, 其中蟹地灣已經被大型的地產項目徹查改變, 連名稱也改變了, 愉景灣(Discovery Bay)似乎暗示此地曾有過甚麼重要發現, 但是現今已經沒有任何發現了。這對於尋找香港新石器時代的可靠紀錄的勘察者來說, 無疑是很不幸的事! 我們把目光投向有過重要發現的香港島, 遂對赤柱灣及舂坎灣進行過仔細的踏查, 希望找到彩陶片及新石器時期的其他陶片(左圖: 一個使人聯想到鏤孔及波浪紋彩陶的碎片, 其實是近代陶品), 結果發現大量不同尺寸的硬陶片及一些石器, 經研究後陶片為漢代至宋代以至現代製品, 石器方面, 可以肯定的祗有尖狀器及小石錛各一個, 雖然仍未找到有關陶片, 但總算有點發現了, 但是仍未有任何新石器時期陶片的可靠紀錄, 遑論彩陶證據了, 此時, 我們深覺不應再著眼其他考古遺址, 便計劃進行大灣考古遺址的勘察, 如果都是沒有可靠之陶片發現, 考古專題的構思便應放棄了。 大灣遺址的踏查
2009年12月19日天陰多雲, 我們在這個清涼的早上登陸南丫島, 在榕樹灣吃過早餐後向大灣考古遺址進發, 途中向島民們了解有關前人考古事蹟, 除了一名年青人知道之外, 其他人似乎一無所知。步行十五分鐘左右, 考古遺址便在身邊了。 遺址的所有地已經被厚厚的黃土所覆蓋, 無法進行發掘, 但是很巧的是: 附近似因工程關係, 泥土被翻鬆, 並一直伸延至香港電燈有限公司的發電站閘前, 這無疑是的天助之機, 我們便在這約 400 米的長廊的土地上進行仔細的踏查及這幾個有要點進行淺層土表發掘。經過四次的反覆勘察, 我們發現了石矛坯一件, 存疑性石錛、存疑性陶餅、石英鑽孔小台座、完整及不完整的紅陶器座、紅燒土、近廿多片的不同大小及紋飾的夾砂陶, 以及10片泥質彩陶碎片。
香港最遠古的人工製品之一 ~ "大灣式彩陶"
新石器中期(公元前5000 ~ 前2500年)製品, 這種彩陶堪稱是「大灣文化」最具特色且是最美麗的遺存, 迄今為止, 於中山白水井及龍穴、珠海後沙灣、深圳(小梅 沙、大黃沙、沙坑及咸頭嶺)、澳門黑沙、香港(舂坎灣、屯門及南丫島大灣), 泥質紅陶, 表面本來有白色陶衣,其上繪有赭紅色彩帶或波浪紋飾, 顏色因年代久遠而幾乎完全褪去, 僅以極少量見於個別標本中。這類為環珠江口前期彩陶的代表,其中以圈足盤為多,因最初於大灣被發現,故被稱為”大灣式彩陶盤”。從裝飾風格而言, 先民似乎把他們觀察到海上波濤洶湧的壯麗景象透過彩繪或刻劃縷孔及波紋抽象地表現出來, 這種器皿質軟而易碎, 描繪精美卻不適作食皿之用, 一般學者認為先民是用於宗教祭祀的禮儀用器。 [16]
大灣出土的夾砂陶片、陶質器座及石器 延陵格物研究於09年12月至10年1月對大灣進行數次考古踏查及淺層試挖, 發現夾砂陶片零散地分布於文化層的砂質土中, 同時代出土的遺物還有:彩陶片、陶器座、卵狀陶塊。 甲組: 夾砂陶器物碎片
考古遺址的陶片來自早已破碎的古化陶罐、缽、斧(煮食器)、碗等生活工具, 其殘片往往與土壞混在一起。 乙組: 陶質器座 器座是用於支撐燒煮食物的器皿如斧, 以便在斧底加入薪草生火, 其作用相當於現代的灶頭或爐具的支架。
丙組: 石器 在大灣勘察的考古發現中, 疑似石器的物品是不少的, 可惜都是近乎毛坯, 而且周圍有後期人工石塊的干擾, 故此不能貿然作出結論, 故此僅把較可靠的藏品列出:
後 記
令人印象深刻的彩陶圈足盤, 已經有六千多年的歷史了, 這種器形特別的盛皿一直被應用至今天, 或者可能這樣說: 圈足盤一直使用至我們曾祖輩時依然沒有甚麼大的改變, 此外, 器物穿孔便於攜帶或懸掛的方式亦是源於舊石器晚期, 至新石器時代更為常用, 這種方式很可能被沿用至人類有生之日的歲月中。 我們樂見黃地峒的遺址在可見將來會有突破性研究, 編者是萬分期待獲告知這是個獨立的考古學文化, 而且發掘出更多元化的文物, 並證明是舊石時代的遺存, 並得到普世的認同。希望研究者明白: 以大中華的國度在世界的廣泛空間祗是亞洲之一隅而矣, 老師傅縱然學貫中西, 科研成績斐然, 但畢竟都是如春蠶之絲, 後學們誘使他們認同自己的研究結論, 結果雙雙墜馬, 同時毀掉老學人的清譽, 那又情何以堪呢?! 從事考古的學子整日都面對著先民的遺物, 如果以不正之念來炒作它們, 即使不怕受逝者的譏笑, 自己亦會覺得羞恥吧! 主要參考文獻 [1]
廖迪生、張兆和、黃永豪、蕭麗娟 主編《大埔傳統與文物》第二章, 大埔區區議會, 2008. [6] [英] 梅芙•肯尼迪著; 牟翔 等譯, 《考古的歷史( History of archaeology)》, 希望出版社, 2004/03. [7] Pamela Rumball Rogers & Valerie Ward,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Occasional Paper No.1, Stone Adzes of Hong Kong (=香港石錛), Urban Council, Hong Kong. [8] 雛興華 編 《嶺南古越族文化論文集= Collected Essays on the Culture of the Ancient Yue People in South China》, 香港市政局, 1993/10. [9] D.J. Finn, S.J, Archaeological Finds on Lamma Island Near Hong Kong, Reprinted from the Hong Kong Naturalist, Vol. III , Nos. 3 & 4, 12/1932. [10] 商志(香覃)、吳偉鴻 著《香港考古學敘研》, 文物出版社, 2010/01. [11] 裴文中 著《舊石器時代之藝術》 , 商務出版社, 1999/12. [12] 張江凱、魏崚 著《新石器時期考古》 , 文物出版社, 2006/05. [13] http://archives.catholic.org.hk/memory/D-Finn.htm (瀏覽日期: 17/10/2010) [15] 鄧聰、黃韻璋 <大灣文化試探>, 《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P.2395~450. [16] 陳浩星、陳炳輝《 澳門考古與文化》澳門民政總署 澳門藝術博物館, 2003/09. [17] 鄒興華 <珠江三角洲史期文化分期>,《嶺南古越族文化論文集》香港市政局出版, 1993/11. 返回 [ 目 錄 ] / [延陵科學綜合室主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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