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菊石 (Hongkongites hongkongensis Grabau, 1923) 研究 (II)
A: 香港菊石 Common Hongkongite
B / C ：光復香港菊石 (威廉士香港菊石) Williams'
hongkongite 菊石的分類
標本尺寸: 相應的條形代表 1 cm 頭足綱 CLASS:Cephalopoda (菊石和鸚鵡螺) 菊石亞綱 SUBCLASS:
Ammonoidea (V) 齒菊石目Ceratitida
香港菊石的香港歷史
年代比香港菊石古老很多的泥盆紀黃竹角咀形成層(Bluff Head Formation)白沙頭洲發現的的溝鱗魚化石(盾皮魚) Bothriolepis sp. 化石碎片, NGI-F008165 悠悠百載歲月, 時間如流光飛舞, 回首香港菊石發現已經一百年了, 這片土地亦邁進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期。回望過去的一世紀, 為香港引進自然科學的知識的前宗主國∼英國亦祇好從我們舊日的記憶去懷念。一百多年前的赤門海峽區域, 舊日景觀已無法回復本來面貌, 究竟過去英國人是如何為香港開發出古生物學的呢？
嘉慶二十一年 (1816年)七月阿美士德使團(Amherst
embassy)訪華,阿美士德使團依然遵照馬戛爾尼使團的對等原則, 拒絕向清廷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禮。 英國人自十七世紀寄居於澳門時期一直想開拓東方市場, 由於其野心及急進的協商需求, 在此時期的一個世紀中引發過零星的武裝衝突。不論是明朝廷或清廷都無法以和平的方法進入中國。到了18世紀末及19世紀之初, 英皇喬治三世曾派顯使臣馬戛爾尼前往中國覲見乾隆皇帝; 其後數十年右派使臣阿美士德及斯當東也先後前往中國, 最後還是無功而返, 迎來的就是1840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1841年1月26日香港開埠, 繼而成為了自由港, 並正式成為大英帝國屬土殖民地。
蒲安臣 (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 美國政治家和外交家, 中美外交關係的代表人物。1861年6月14日林肯總統就職, 委任蒲安臣為第13任美國駐華公使, 退休後回美國, 後重回大清擔任中國外交使節, 亦為大清帝國設計長方形國旗作外交使用。由蒲安臣開始, 大清開始進入自強運動的先聲, 也為西方自然科學傳入中國打好基礎。
英國人也為香港帶來了自然科學;
1861年《香港植物志》正式出版, 英國開始以香港為遠東基地, 並對其的自然物種進行系統性的分類及記載, 反之, 政治氣氛混亂的大清帝國正處於第二次鴉片戰爭及太平天國叛亂的屬於深火熱之中,
而且處在中國南方的香港, 在和平的社會環境中開始接受自然科學洗禮, 把起源於西方的學術成功引進並加以有較大的發展。
希恩利醫生與威廉士教授於1926年再次前香港新界大埔赤門海峽形成層內的鳳鳳笏尋找菊石, 這些化石後來成為了模式標本。並交給英國菊石權威的古生物學家西德尼.沙弗里.布茨曼 (Sydney Savory Buckman ) 再進行第二次鑒定,後來透過威廉士教授轉達北京的葛普利教授相關化石研究的意見。 1920年代港英為了礦產勘探推動馬鞍山和蓮麻坑礦場的開採的需要對香港地質進入深入的測繪。其時由香港殖民地政府防疫部門 (疫苗及細菌學部門) 的主管, 業餘地質學家希恩利 (Heanly)醫生負責, 他在吐露港赤門海峽北岸的沉積岩中發現了菊石化石様本, 但由於香港當時學術部門中缺乏研究古代生物專門人才, 所以存放在香港的化石標本完全找不到任何答案, 最後標本交給中國地質調查所首席古生物學家、北京大學理學院古生物學教授阿瑪迪斯.威廉.葛利普 ( Amadeus William Grabau, 1870~1946 ) 進行專業性研究, 葛利普教授認為發現於香港的標本屬於盔菊石 (Hoplitid) 的類型, 並定為 Hoplites hongkongensis Grabau, 1920。
左圖：著名的英國古生物學西德尼.沙弗里.布茨曼 (Sydney Savory
Buckman, 1860 ~ 1929) , 1926年為化石進行第二次研究, 並建「Hongkongites」香港菊石屬。
左圖：香港殖民地防疫部主管及業餘地質學家希恩利醫生(Dr C.M.Heanly), 他於1920年代首次發現菊石標本, 為香港古生物研究拉開序幕。 儘管香港出土的菊石標本已經有了初步的學術定案, 但屬性的分類依然感使其他古生物學家感到興趣, 希恩利醫生陪同加拿大的哥倫比亞大學地質系的威廉士(M. Y. Williams)再前往鳳鳳笏的菊石發現地進行發掘並把新發現的標本, 威廉士認為化石應當再行重複研究多一次, 需要再進行鑒定, 遂把1926年在鳳凰笏找到的化石標本, 帶給遠在英國的古生物學家∼西德尼.沙弗里.布茨曼 (Sydney Savory Buckman, 1860 ~ 1929) , 這位古生物學家他被譽為20世紀初英國菊石學的權威人物, 布茨曼對菊石研究專著很多, 由古生物學會於 1887 年至 1907 年分別出版了多卷。當中描述了許多海洋化石的屬和種。他獲得了「splitter」的稱譽(含意為喜歡把物種細分的學術研究者), 在一段很長的時間裡他作為一位活躍於業餘界的英國地層學家長達50年, 研究英格蘭南部的岩性相似的侏羅紀地層。1893年他發表了另一篇關於中侏羅紀詳細生物年代學的文章, 描述了當地的沉積物化石, 並準確地確定歐洲大部分地區的地層歷史年代, 或者他受父親∼ 詹姆士. 布茨曼 (James.Buckman 1814-1884) 影響導致一種堅毅嘅研究信仰, 其父為化學、植物及地質學家, 因支持達爾文進化論而退出英國官僚學術體制, 因為深受父親影響, 布茨曼以獨立身份進行研究, 其後布茨曼獲得了加拿大地質調查局學術顧問職位, 當中包括加拿大及香港的地理調查項目, 但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而中斷。
1880年香港總督軒尼詩 ( Sir John Pope Hennessy )
提議要求在香港建立英國式大學,因教育委員會認為香港未具備設條件而擱置,直至英商希望香港能夠建立一所大學,而香港的《德臣西報》社評亦提出在香港成立香港大學的倡議,1908年港督盧吉爵士
( Sir Frederick John Dealtry Lugard ) 公開提出創辦香港大學,
1910年本部大樓舉行奠基儀式,1911年3月30日香港大學正式成立.初建成的香港大學, 包括西醫書院、香港工學院, 文學院, 共有三所學院組成,
雖然是以具備西方模式教學的教育機關, 但有關地質學及化石研究這方面, 當時港大仍然是起步階段,
因此其後有關任何香港地質或化石的紀錄多由英國學者保存。就以現今而言, 筆者亦未見到過這所過去曾經是亞洲首屈一指的學府, 縱然有豐富收藏香港二十年代古生物研究的詳細資料, 也沒有見到一件可靠的香港菊石標本, 這是比較教人遺憾的事。 承接前文所述, 戰後的1920年代, 由於先前1923年北京大學理學院古生物學教授阿瑪迪斯.威廉.葛利普 ( Amadeus William Grabau, 1870~1946 ) 宣布在香港大埔赤門海峽發現了下白堊紀時代的菊石, 視為中國地質學中具有特殊意義和重要性的發現。由於布茨曼有加拿大學術背景, 又收到身在香港的威廉士請求, 布茨曼對產自香港的化石進行鑒定, 布茨曼在回覆威廉士的回函中記述: 出產於香港赤門海峽鳳凰笏的菊石標本並非早白堊紀的的盔菊石 (Hoplitid) 屬, 它應屬於早侏羅紀早期的施洛賽菊石(Schlotheimidae)類與查瑪莎菊石 (Charmasseiceras ) 類的屬性比較相近, 建議使用「Hongkongites」這一新的屬名, 即建立「香港菊石屬」。菊石所在的地層並非為早期白堊紀, 應為早侏羅紀早期, 威廉士把布茨曼的意見隨後告知北京的葛利普教授, 葛氏採用了布茨曼的學術意見, 並於1928年在《中國地質史》第二卷中報導了香港菊石。歷史很多時都在陰差陽錯底下作出的結論。在學名上我們見不到布茨曼的名字。而葛利普教授變成了代理人的角色, 但同時我們更不要忘記, 希恩利醫生和威廉士教授作為最大努力之人。香港菊石發表後不足一年, 1929年2月26日布茨曼在英國去世, 終年68歲。今天我們回看「Hongkongites」(香港菊石屬)的建立,又是否認為布茨曼的分類過於精細而將它合併呢？從文獻資料中見到1957 年英國人阿克爾 (Arkell) 在盤點總結全球侏羅紀菊石時, 建議將香港菊石屬拼入1922年建立的「腹槽菊石屬」(Sulojferites) 內, 因為見到菊石背部, 中斷肋紋間應具有溝糟, 2020年香港的格物研究通過到真實化石研究後, 菊石背部的中斷肋紋間, 沒有溝糟, 筆者相信98年前的布茨曼, 亦十分清楚這個明顯分別。合併與否這是學術觀點角度, 香港菊石的發現亦意味着香港古生物及地質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里程。作為承先啟後的當下之人, 我們亦應該好好珍惜前人為香港作出的努力。
1988年中國內地與香港合作在新界大埔赤門海峽形成層進行化石研究, 當中找到的八件化石標本(1-4號為較大件的化石, 5-8號為較細小的化石) 現保存在中國內地研究機關內。 踏入21世紀的香港學術可謂百家爭鳴, 當中由於中、港兩地融合, 國內學者參與香港研究時有發生。自從20年代起香港菊石研究開始近半個世紀, 香港菊石已近半個世紀沒有任何蹤影。但在1988至1990年間, 中、港學者在赤門海峽進行研究, 據悉研究中共找到8件化石標本, 之後研究又再次戛然而止了。直至21世紀初延陵科學綜合室的格物研究組正開展香港及澳門地質研究計劃。由於延陵科學綜合室為一所獨立研究組織, 而且與香港及海外任何相關政治與學術機關毫無關聯, 以公民學術為原則的獨立研究定義, 所以是格外艱辛和無助。使即如此, 格物研究組仍以認真地對香港和澳門地質進行學理性的重新調查。在研究赤門海峽地質的同時, 冥冥之中又與20世紀20年代的希恩利醫生的工作有些交集, 這就是在香港菊石模式產地再次找到化石碎片, 其後長達12年的研究就從此展開了。
D: Hongkongites
hongkongensis (Grebau), 1923
E: Hongkongites
hongkongensis (Grebau), 1923
F: Hongkongites liberalis
Ng et al., 2020
G: Hongkongites liberalis
Ng et al., 2020
H: Hongkongites liberalis
Ng et al., 2020 研究香港菊石最教人意外的地方就是翻閱論文時才發現它的屬性被取代, 這個問題源於英國學者阿克爾 (Arkell) 在1957年總結全球侏羅紀菊石中把不少物種進行大規模的合併運動, 把特徵有傾向性的都歸於一個屬處理, 而「Hongkongites」屬側併入西庇 (Spich) 1922年建立的腹槽菊石屬「Sulciferites」之內。其依據是基於菊石的橫助在腹部中斷, 腹部穹圓頂上形成「不深的腹溝帶」的特徵。因此應歸入腹槽菊石 (Sulciferites) 屬內。國內學者王義剛與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地質科學系的保羅·史密夫 ( Paul L. Smith ) 於1986年引用1957年阿克爾的新分類並在論文 ( Sinemurian (Early Jurassic) ammonite fauna from the Guangdong region of southern China, Sinemurian (Early Jurassic) ammonite fauna from the Guangdong region of southern China, Sept., 1986. Journal of Paleontology 60(05):1075-1085. ) 中建立出新的晚出名稱 Sulciferites hongkongensis (Grabau), Wang et Smith, 1986, 中文名稱為「香港腹槽菊石」。
1986
年發表的論文內提及中國廣東省粵東揭西縣灰寨金雞形成層上段下部發現11件菊石標本黑白圖照 有關上述文章的新一項研究建議使格物研究感到非常疑惑: 究竟1986年論文研究是否校對過香港菊石的模式標本？！1986年所提出的論文, 當中僅校對廣東省粵東一帶的11件近似香港菊石的化石作為憑證 (原文稱：粵東揭西縣灰寨金雞組上段下部) , 其後1988年至1990年間, 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與與香港理工學院合作進行為期15個月的研究, 當中在赤門海峽形成層亦找到8件香港菊石的標本, 遺憾的是所找到的學術標本全部由國內相關部門拿走, 香港方面再沒有機會研究這個品種, 因此我們必須靠自己的能力, 重新對香港菊石進行徹底的研究。
香港菊石 Hongkongites hongkongensis (Grebau), 1923
A1:格物研究2009年於赤門海峽地層, 首次發現的香港菊石標本, 一枚只簡單而又精細的結構, 屬印模標本, 平均直徑2厘米, 菊石外層殼體因風化及被海水沖擦作用而完全石卵化, 外旋故而不復存在僅保存近臍部的兩層外卷；而臍部與石體長期接觸而融合, 標本的所見的臍部實際是斷口的內側。橫助分叉, 較內層的橫肋明顯較密且亦有分叉現象, 此為香港菊石的重要特徵, 以往紀錄分布發現於鳳凰笏、赤門海峽形成層的地層中。, 格
物研究開展長達12年的研究工作。 赤門海峽形成層與揭西縣灰寨金雞形成層標本對比, 外卷殼體上粗壯的橫肋皆有分岔, 香港標本的分岔橫筯較為不規則地向腹部延伸, 殼體上第二及第三旋環橫肋紋分岔「YI」排列平均次序為「IIIYIYIIYIYYI」; 而廣東標本的肋紋分岔「YI」排列平均次序為「IYYYIYYYIYY」, 廣東標本的橫筯分岔較為工整, 有些様本顯得細長, 肋岔排列整齊。香港種標本相對比較零散同任意, 作為二種之差異。 (見香港菊石研究一), 然而在新觀察廣東揭西縣灰寨金雞形成層標本, 菊石殼身更多呈橢圓形傾向, 而香港菊石的殼身則更靠近圓形, 粗壯的肋紋較短, 但廣東標本肋紋顯得更為延長及工整, 而香港菊石殼身肋紋則較為不規及較短。筆者認為廣東發掘到的菊石應該另作研究及分開定為一新種。
香港菊石的縫合線 (箭頭作定位用) 由2009年開始到2020年為止進行了12年的研究計劃, 共找到標本20餘件, 當中亦對1986年論文所提出的論點, 作化石標本進行核對, 研究後發現化石穹圓頂左右兩邊, 凸肋紋有不齊整中斷情況, 形成了中間空白帶, 這空白帶上沒有腹槽石屬 (Sulciferites) 的「腹槽溝」、「淺凹坑」或「不深的腹溝」存在。可見英國學者阿克爾 (Arkell) 在1957年的結論存在著盲點, 亦未能真實反映該屬的準確情況, 證明1920年代英國古生物學家西德尼.沙弗里.布茨曼的化石的分類, 毫無疑問是仍然有效的, 而這個學術結論不能含糊！與此同時, 格物研究發現了香港菊石的「縫合線」(上圖), 這一發現是100年來都未曾發現過的, 古生物菊石的縫合線分類系統中, 縫合線的類型包括：稜角石型 (棱菊石目 Goniatitida: 石炭紀至二疊紀) 、菊面石形 (齒菊石目Ceratitida: 三疊紀) 、菊石形 (菊石目Ammonitida: 侏羅紀至白堊紀) , 而香港菊石的類型正是「菊石形」。 香港菊石算是非常傳奇的品種, 其實化石研究是一種 "死無對證" 的課題, 一個議題可以有幾種答案, 而且大家各自堅持自己的觀點時, 就永遠沒有一致的共識, 它不像現代生物學這樣清晰明白, 可依循生物多樣性的原則逐步解決問題, 現時鳥類起源一說就好像永沒有答案一樣！對於化石品種, 因為是滅絕了的古代生物, 我們只能從客觀同合理的證據去找出比較可信的答案。1861年德國古生物學家邁耶 (Meyer) 1861訂立了始祖鳥屬 (Archaeopteryx ) 之後, 始祖鳥一直以來也是以印石板始祖鳥 Archaeopteryx lithographica 單品種存在, 其後100年期間先後又再鑑定出兩個品種: 分別為西門子始祖鳥 Archaeopteryx siemensii、艾氏始祖鳥 Archaeopteryx albersdoerferi, 究竟香港菊石種內之中有冇其他品種呢？在過去的研究紀錄之中, 單憑標本觀察估計是有的, 但係確實沒有太多證據, 早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1943 年香港菊石的研究先驅加拿大哥倫比亞大學地質系的威廉士 (M. Y. Williams) 曾對20世紀20年代在香港赤門海峽發現的香港菊石之中留意到殼體特別細小, 肋紋特別細密精緻的品種有過研究, 看上去猶如一個細小的放射線光芒太陽一樣, 這些品種之前係由布茨曼教授併入香港菊石種內, 作為香港菊石的幼小版本處理, 兩年之後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香港光復, 並由英國政府趕在國民政府之前把香港接收, 英國重佔香港之後在每年8月30日定為「重光紀念日」。但是, 自從1943年以後, 再沒有人重提香港菊石有另外一個品種的可能性！
格物研究正進行研究工作, 主力地對較1920年年代以來的文獻, 並把收集到的化石標本逐一研究並進行繪圖,
大埔赤門海峽區域是擁有香港特殊科學價值的重要地帶, 有着生物多樣性的重要資源, 蘊含動物與植物的自然資源, 古生物地質亦極為重要, 因此格物研究亦從生物多樣性及地質的角度進行探究, 為了更有效了解該形成層的各項資料, 研究組並無使用船隻這種快捷手法前往研究, 一直以來皆使用陸路方式前往, 行程可從烏蛟騰村出發, 又或者使用船灣淡水湖作起點出發, 沿途有著美麗的赤門海峽風光, 途經九担租、印洲塘郊遊徑、上苗田、下苗田、在通往大峒及觀音峒後直下鳳凰笏。回程側向船灣淡水湖郊遊徑方向, 經虎頭沙、刀頭咀, 可遠觀黃竹角咀形成層的白沙頭州的自然地貌, 大家用心細感受被譽為香港後花園的美景。但沿途必須小心安全需要量力而為, 沿途碎石泥砂亦十分之多, 建行難度道指數亦在四星或以上。需具備豐富行山經驗人士才能前往。 2020年初, 香港在武漢肺炎 (後更名為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大流行時, 香港卻無端受禍, 人人自危的結果就是處處風聲鶴唳, 香港人的人身自由和個人權利似被防疫條條例徹底地取替, 這種恐懼可能跟前輩對於當年日佔香港在程度上可能有所分別, 但在實質上有甚麼不同呢? 與歷史呼應的是: 威廉士(M. Y. Williams)1943年所提出的問題, 似乎開始得到答案, 翺鵰會長在清理化石時無意之間打開一片石塊, 石塊內是「香港菊石」的幼小版本, 肋紋特別細密精緻, 太陽的放射線光芒似的化石標本。此外最奇特的是化石表體表上有兩個極為細小幼體菊石存在,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從來沒有見過的標本, 自1920年代以來沒有見過的發現。化石個狀態呈現出子母菊石的狀況。而這種細小的菊石, 明顯已經是一個成年體。細小的子菊石殼中亦能見到清楚的縫合線。格物研究隨進行更多研究工作, 反覆比對更多樣, 我們希望仿傚過去研究香港菊石先驅前輩作出自己的一點綿力。面對學術的真相我們必須要執着, 只要這樣的堅持才能走出陳陳相因式的官僚學術的框架, 公民學術的出現就是突破象牙塔式學術種 "俾面派對"!
2020年發布這個新種為了回應威廉士(M. Y.
Williams) 於1943所提出的學術疑問, 也為紀念處於水深火熱的日佔時期的香港, 更因化石本身呈現太陽樣子亦代表光明, 為香港尋求重新得到光明故而定為「光復香港菊石」,
同時獻給對這個品種有興趣的各方好友, 這是屬於香港的學術, 這是屬於所有香港人, 要為香港而努力, 亦紀念我們香港重光79年周年,
特有此文為誌。 附: 香港菊石屬品種年表 (1920-2020)
1920 年
1923 年
1928 年
2020 年
光復香港菊石 Hongkongites liberalis
Ng et al., 2020
1941年駐港的英軍「大陸旅」和「東旅」指揮官華里士準將(Brigadier Cedric Wallis 1896-1982) 華里士為英國陸軍及印度陸軍軍官香港保衛戰尾聲, 東旅撤退到赤柱半島, 港督楊慕琦於1941年12月25日宣佈投降後, 華里士繼續與日軍戰鬥直到收到楊慕琦投降命令, 12月26日清晨東旅全體投降。香港淪陷。/華里士生前所配戴的軍章及作戰時使用的望遠鏡。 (延陵科學綜合室藏) ( I )
本網頁中所有圖片及文本受延陵科學綜合室版權保障
|
-20.jpg)
-15A.jpg)
-02.jpg)
-03.jpg)
-11.jpg)
-10.jpg)
-08.jpg)
-09.jpg)
-04.jpg)
-18.jpg)
-06.jpg)
-23.jpg)
-07.jpg)
-12.jpg)
-13.jpg)
-21.jpg)
-14.jpg)
-16.jpg)
-24A.jpg)
-17.jpg)
-01.jpg)
-19.jpg)
-05.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