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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棄身鋒刃端
1941年香港保衛戰的精神是「英勇不屈、團結奉獻、堅持希望」，反映了軍民在逆境中同心抵抗侵略守護香港的無私精神。盒
十字架、HKVDC
香港防衛軍領章、臨時加蓋壹圓貨幣 ，代表我們先輩的歷史印象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藏)
「棄身鋒刃端 ，性命安可懷」這出自三國魏曹植《白馬篇》的名句，來體會二次世界大戰美國羅斯福總統(Franklin
Roosevelt)所說的「免於恐懼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來感受蒙難的香港，當人生什麽都失去之時，性命亦已經不再重要，
1945年香港前防衛司令莫德庇少將 (Christopher Michael Maltby)
戰後對香港保衛戰的看法，他深知香港守軍兵力薄弱、無法久守，據記錄認為:「如果日本對英國宣戰，香港完全沒有守住或救援的機會。增兵也無補於事，反而會增加損失。」筆者深有同感嘆息，香港的命運似乎一早已經注定,無論你如何抵抗，最終也無力回天！越投入抵抗，亦只會輸得更加慘重，這些教訓是香港人深重的傷痛！
香港重光…這已經是漸漸消失在當下人腦海裏的記憶……更遑論能汲取幾多教訓呢?！若然說我們紀念歷史事件，倒不如重新反思我們過去走過個的路，對香港未來的主人翁有什麼啟示，香港還有重光紀念日的嗎？香港人已習以為常，甚至連「重光」名字給人換掉也不察覺，確實如此，紀念活動看來沒有多大意義，只是官式在和平紀念碑放個花圈，以及日漸凋零的見證人不再出現，這到令人心酸的畫面，過去80到90年代的電視畫面，每到重光的日子，都見到老伯伯及老婆婆拉隊，往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門前抗議，領事館必定派職員出來接收信件，要求日本政府處理軍票問題，港台《鏗鏘集》亦會重播些專題節目，了解二戰時受影響的家庭，現在這些題目大家都忘記了，社會變得冷漠，還是政治正確底下香港已變得面目全非！文化思想猶如廢墟一樣，精神面貌被扭曲，香港恐怕已經不是我們昔日的香港？！
二次世界大戰一開打，香港被日軍偷襲，九龍開始就出現一些「勝利友」，這些汚合之眾，倒是一班黑幫社團所指使，香港的「勝利友」所指一群在香港英國守軍撤退期間，利用九龍市區治安真空，進行搶掠和為非作歹的華人匪徒所為。其組成多為不同幫派的黑幫成員，當然還有趁亂混水摸魚的流氓，並在街上呼喊「勝利」口號及臂纏上白布作識別，因而得名為「勝利友」，他們使用菜刀、鐵撬等作為武器，聚眾在九龍各處民居勒索搶掠，收取「保護費」，若遇上不從的市民，甚至殺人放火！「勝利友」人數最多時人數可能達數千人以上，嚴重迫得1941年12月12日日軍全面佔領九龍後，首先鎮壓黑幫「勝利友」的問題。香港的憂患往往是內在多於外在。
香港亦只會失算在自己人的手上！能直接告訴這段歷史給我們知道的老人家，一個個地離我們而去，但他們想我們承傳的歷史事實，這個並不會隨着時間飛逝而顯得淡忘！他們耳語相傳的歷史紀錄，我們銘記於心，他們留下來的見證物件，我們一件件地保留着。深怕自己懶惰辜負了他們的囑咐。對歷史的尊重，對逝者的追思。本來這團內心的火，早開始漸漸熄滅，但當回憶起你們的面容時卻又重燃起來！失落的重光與失落在迷惘中的香港，別以為我們在美好的今日，去紀念在苦難中的過去，或許這苦難的過去一直仍在延續下來…….
正如德國哲學家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所說: 「人類從歷史學到的唯一的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What
experience and history teach is this — that people andgovernments never have
learned anything from history, or acted on principles deduced from it.”),
祗能寄望香港命不該絕。在未來能夠找到光明、見到希望！
第廿一任香港總督楊慕琦 爵士
(Sir Mark Aitchison Young，1886 -1974) 右：高級殖民地官員配用帽盔的徽章
楊慕琦生於1886年6月30日，地點是英屬印度。他的家族來自英格蘭伯克郡，父親是威廉·麥克沃思·楊慕琦爵士
(Sir William Mackworth Young) ，是印度殖民地官員，曾任邁索爾參政司、古爾格首席專員及旁遮普副總督等職。
楊慕琦在家中共有六名兄弟姐妹，排第三。兩位哥哥分別為擔任印度公務員的傑拉德·麥克沃思·楊慕琦和曾任殖民地總督的陸軍少校夏拔·于貝爾·溫思羅普·楊慕琦爵士。三名弟妹中，最小的諾曼·埃傑頓·楊慕琦曾任英政府財政部官員及蘇伊士運河公司董事。他還有堂兄傑弗里·溫思羅普·楊慕琦，是著名攀山專家及教育家。
幼年時楊慕琦並未留在印度。他先後就讀著名的伊頓公學 (Eton College)
，之後在劍橋大學的英皇學院 (King’s College,Cambridge)
深造，取得古典文學文學士一級榮譽學位畢業。這些嚴謹的學術經歷為他日後成為資深殖民地官員打下基礎。
上圖 : (右) 二戰時葡屬澳門英國領事館領事及職員所佩戴的襟章。 (左) 英國駐澳門領事 約翰·波納爾·瑞禮士
盒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藏)
1941年12月25日傍晚楊慕琦與莫德庇抵達半島酒店向第23軍司令酒井隆中將投降原畫收藏於東京国立近代美術館
/ 本印刷畫出版於1943年盒
伊原宇三郎繪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藏)
楊慕琦於1941年9月任香港第21任總督，當時香港面對二戰東亞形勢緊張。原任內尚未有大幅增兵，但隨著珍珠港事件及太平洋戰爭爆發，12月8日日軍突襲香港，啟德機場遭轟炸，英軍被迅速壓制。在隨後的18天港島戰事中，楊慕琦作為港督兼三軍總司令，領導英軍組織防禦，並兩度拒絕日軍的投降要求。香港防守激烈，特別是12月18日日軍登陸香港島及黃泥涌峽戰鬥尤為慘烈。儘管即使邱吉爾1941年12月21日發電報鼓勵守軍堅守到底，但英軍兵力弱勢，防線逐漸崩潰。楊慕琦投降決策的背景主要是由於當時香港面對日軍強大兵力和裝備優勢，守軍處於孤立無援的劣勢。日軍從12月初開始連續攻擊英軍防線，英軍防守於葵涌、金山及醉酒灣等地均被突破，守軍退守至香港島後日軍多次勸降但被楊慕琦堅決拒絕。然而，隨著香港島激烈的巷戰及炮轟，守軍陷入彈盡糧絕，加上日軍在淺水灣及聖士提反書院屠殺戰俘與護士，令情勢更加悲觀。
莫德庇少將 (Christopher Michael
Maltby，1891-1980) 於1941年12月在戰時所配戴作戰時使用的望遠鏡。上刻有「Christopher
Maltby 」
盒
「Defenseof Hong Kong 1941 British Forces in Hong Kong 」用為銘記，為莫德庇少將生前遺物。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藏)
克里斯托弗.邁克爾.莫德庇 Christopher Michael
Maltby (舊譯為馬爾比少將 1891年1月13日－1980年9月6日)
是英國陸軍高級軍官，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香港守軍司令，也是英屬印度陸軍的重要將領之一。莫德庇於1891年1月13日出生於倫敦，父親在英屬印度茶葉生意，童年曾隨家人長居印度。
他先後就讀於國王中學 (king’s school, canterbury) 和貝德福德學校 (bedford school)
。19歲時進入皇家軍事學院伍利奇分校成為軍官學員。1910年以皇家薩塞克斯團少尉身份被派駐印度拉瓦爾品第，1911年加入印度陸軍的第95羅素步兵團，參與1913至1914年波斯灣行動，是少數有資格佩帶海軍服役獎章的陸軍軍官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戰於中東、印度邊境及俄羅斯等地歷練，1915年在防守恰巴爾時英勇作戰獲頒軍功十字勳章
(military cross) 。 戰後持續在印度西北邊境服役，1920年代起任職各級參謀及教官，1938年晉升為上校並出任奎達參謀學院高級講師。
二戰爆發前曾指揮印度若干步兵旅，1941年7月被任命為中國駐軍總司令 (即香港守軍司令) 。
莫德庇於1941年7月20日到達香港，接任駐港英軍司令，接替賈乃錫少將，實際負責指揮駐港英軍的防守行動。他到任後，開始準備防御日軍可能的攻擊。
直至12月8日日軍入侵香港，最終在12月25日與香港總督楊慕琦一起向日軍投降成為香港俘，1941年12月日軍入侵香港，莫德庇帶領守軍進行死守。12月19日發動反攻未果，12月25日在皇后碼頭坐船往九龍半島酒店向日軍投降，香港正式淪陷。
莫德庇少將(Christopher Michael Maltby)在香港戰俘營手繪的筆記圖頁/當中見到少將旗徽標誌原件筆記本收藏於倫敦帝國戰爭博物館
(Imperial War Museum)
彼岸花工作室為特為本專題製作繪木雕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藏)
戰俘時期：自1941年12月被俘直至日本投降1945年獲釋。被囚期間仍堅持記錄與思考戰爭事務。 戰後1946年獲封聖米迦勒及聖喬治勳章 (c b)
，榮譽退役後於薩默塞特安享晚年，1970年代被任命為地方法官署副官，莫德庇夫人於1974年去世。1980年於家中辭世，享壽89歲。莫德庇一生有著豐富的印度及殖民地防務經歷，尤其在香港保衛戰中以「孤軍無援」的困境備受後世軍事史家關注。他的戰俘經歷亦顯示出堅毅與專業精神，留有戰俘時期手編雜記本，作為珍貴歷史見證。他的指揮和香港保衛戰的經歷在二戰歷史中具有重要地位。
英軍「大陸旅」和「東旅」指揮官華里士準將(Brigadier
Cedric Wallis 1896-1982)
華里士為英國陸軍及印度陸軍軍官香港保衛戰尾聲, 東旅撤退到赤柱半島。華里士生前所配戴的軍章及作戰時使用的望遠鏡; 上刻有「Cedric
Wallis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藏)
賽德里克.華里士准將 (Cedric
Wallis) 是一位英國職業軍官，出生於1896年3月7日於英格蘭諾丁漢 (Nottingham) ，他在英國陸軍和英屬印度陸軍服役，軍銜最高為准將 (Brigadier) ，服役生涯由1914年至1946年。
早年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4年，華里士以18歲之齡加入皇家騎兵衛隊 (Royal Horse Guards) 。曾於西歐戰場服役，擔任東蘭開夏郡團 (East
Lancashire Regiment) 的初級軍官。期間因作戰失去左眼，日後經常佩戴眼罩或單片眼鏡。 Cedric
Wallis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於1914年加入英國陸軍，最初在法國等地作戰。他曾隨舍伍德林地團 (Sherwood
Foresters) 及蘭開夏團 (Lancashire Regiment) 服役。在一次戰鬥中，他左眼受傷失明，之後經常戴著眼罩或單片眼鏡作為標誌。
1917年，他轉調英屬印度陸軍，起初在美索不達米亞 (今伊拉克) 作戰，戰爭末期被任命為摩蘇爾的總政治主任，之後又派往波斯西南部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長期駐守印度南部和緬甸，累積了豐富的軍事與行政經驗
• 1917年轉調英屬印度陸軍，先後駐守美索不達米亞 (今伊拉克) 、波斯、西印度和緬甸。 • 戰後在摩蘇爾 (Mosul) 出任政治主任，並駐守多個地區累積豐富經驗。
二次大戰與香港保衛戰 • 二戰初期，Wallis於孟買指揮內部安全部隊，1940年調赴香港，任第7拉傑普特兵團 (5th Battalion, 7th
Rajput Regiment) 指揮官。 加拿大駐港部隊到港後，港英軍隊重組，華里士晉升准將，出任「大陸旅」 (Mainland
Brigade) 旅長，負責新界及九龍防務。
(左) 亨利·巴倫·羅斯上校(Colonel
Henry Barron Rose)
為1941年香港保衛戰其間為防衛軍司令。羅遜准將於黃泥涌峽戰役陣亡後，
羅斯上校負責代理西旅指揮官一職。 (右) 二戰皇家義勇防衛軍帽章。(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藏)
(上) 2020年12月的聶高遜山
(下) 宮本三郎筆下的1941年聶高遜山之戰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藏)
原添馬艦貨倉内的二戰皇家海軍軍旗 經歷戰火而倖存的物品 (右下) 見證香港重光的添馬艦海軍基地徽章
由莫德庇少將撰寫的
OPERATIONS IN HONG KONG FROM 8th TO 25th DECEMBER, 1941(1941年12月8日至25日
香港戰役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藏)
OPERATIONS IN HONG KONG FROM 8th TO 25th DECEMBER, 1941
(《1941年12月8日至25日 香港戰役》)
補編 倫敦憲報 1948年1月29日 (星期四) 陸軍部，
1948年1月 香港戰役 (1941年12月8日至25日)
下列報告由英國駐華部隊莫德庇少將於1945年11月21日呈交戰爭大臣：
1. 先生閣下 我榮幸地就1941年12月香港戰役向您致函，並隨函附上我於1941年12月8日至25日期間在香港指揮的作戰行動的匯報。
2. 正常情況下，本函應透過遠東總部提交，但鑑於我目前的情況，我認為在如此漫長的時間之後，最好直接提交給您。
3. 在開始報告作戰行動之前，我感到有責任，為了我自己以及我指揮下的部隊，記錄以下幾點。這些要點您一定非常清楚，但對於歷史編纂者來說，它們可能並非如此顯而易見。
4. 該殖民地的防禦規模有限，其目的是阻止敵人入侵港口，而不是保住港口供我方艦隊使用。這個目標，加上現有兵力，使得我制定了一個僅保衛香港島的計劃。
1941年11月16日，兩個加拿大營抵達，迫使我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計畫。我派遣一個旅，指揮一部分機動砲兵，前往大
陸，準備保衛所謂的「醉酒灣防線」。我希望，如果敵人沒有在九龍發動大規模攻勢，給予一定時間，九龍、九龍港和九龍島北部將不會遭受來自陸地的砲火攻擊。時間對於徹底摧毀大陸的燃料庫、發電廠、船塢、碼頭等設施也至關重要；將部分糧食儲備和重要必需品從大陸運往香港島；擊沉船隻和駁船，並清除港口中成千上萬的帆船和舢板。應理解，除非明確知道與日本開戰不可避免，否則不可能採取前述不可挽回且代價高昂的措施。
5.
戰爭不可避免在我看來是顯而易見的。我已將所有部隊及時部署到戰鬥位置，但根據現有信息，很難做出這一明確聲明，結果，民政當局認為他們無法全力實施民防計劃的初步或預防階段所需的所有眾多措施。對於這種情況，我必須歸咎於三個因素：(a)
普遍懷疑日本會向同盟國宣戰。 (b) 我們情報系統的薄弱。 (c) 相信日本在虛張聲勢，並且會一直虛張聲勢。事態的真正嚴重性並未反映在使館從東京發來的電報中。
6. 這些全面的民防措施未能及時實施，對後續的防禦力量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並且對敵人提供了幫助，例如，小型船隻和舢板可用於協助登陸，而且儘管敵人可用的道路已被破壞，大型物資本身也遭到破壞， 但九龍仍然能夠找到補給，
但這些補給對我們而言是累積性的。
7.
公平起見，我必須聲明，我確實說過，除非日軍對「醉酒灣防線」發動大規模進攻，否則我認為他們越過邊境到我軍撤離大陸之間的時間不應該延長到七天或更長時間。我沒有做出任何保證，並且仍然堅持認為這是一個合理的估計，而且，
如果不是敵人突然奪取了我們在大陸的陣地， 那麼這個時間很可能已經完成了。
8. 我指揮的部隊存在諸多局限性，其中必須列舉如下： (a) 缺乏現代化的空中力量。 (b) 海軍部隊薄弱。 (c) 輕型和重型防空砲均不足。
(d) 缺乏任何雷達設備。 (e) 為了節省兵力，必須調配戰時可靠性不明的中國人員，從而削弱各兵種的兵力。 (f) 缺乏由訓練有素的司機駕駛的常規運輸工具。參考上文8(a)，這裡的飛機根本不是敵方戰鬥機的對手，我下令除非在黎明或黃昏時分有機會對任何敵方主力艦或大型巡洋艦進行魚雷攻擊，否則不得使用飛機。無論如何，儘管採取了分散部署等預防措施，所有飛機在敵方首次空襲中均被擊退。缺乏對陸和海的偵察，自然是一個嚴重的障礙。對日軍作戰史的研究使我相信，他們是聯合作戰的大師。在整個圍城期間，我一直預期日軍會在島嶼南岸登陸，而缺乏遠距離海上偵察對我來說是一個明顯的障礙。同樣，我知道，缺乏對敵方持續空襲的抵抗，在戰後對部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壓制，但這無疑提高了敵方轟炸的準確性和造成的物質損失。出於類似的原因，敵方的反砲火任務也大大簡化了。參考上文8(b)，可用的部隊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以極其英勇的方式履行了職責，並秉承了皇家海軍的真正傳統。我對他們的英勇行為只有讚美，皇家海軍準將也將提交他自己的電報。參考上文8(c)，這幾支分隊作戰英勇，聲稱擊落了五架敵機，
另外三架可能從未抵達基地。參考上文第8(d)條，這些設備的勘察工作已經完成，但戰爭爆發時尚未開始安裝。參考上文第8(f)條，儘管皇家陸軍航空隊在組織臨時運輸方面表現出色，少數常規司機也從未停下車來，但當地中國士兵司機的普遍逃兵行為
(通常是在車輛無法使用後) 無論從戰術角度還是維護角度來看都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因素。
9.
我現在想非常清楚地表明，我完全理解當時帝國戰略的要求使得我軍無法獲得充足的補給，我提出這些觀點只是為了讓那些可能正在撰寫歷史或希望批評我軍行為的人能夠完全掌握真實的事實。此外，我認為，儘管我和我的部隊可能受命運擺佈，但我們是一支偏離更重要目標的部隊，例如菲律賓、
新加坡，甚至可能是澳洲。敵軍由兩個一線師、一個預備師、一個軍砲兵、
大約八十架飛機和一支相當規模的海軍封鎖部隊組成。從戰略上講，我們進行了一場賭博，雖然輸了，但這是一場值得的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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