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明園》圓明園被毁165周年紀念
The 165th anniversary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Old Summer Palace 1860-2025
海晏堂鈷藍花紋瓦筒殘片。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藏
現代人為紀念圓明園而製作的影像圖片,也是遺憾的追憶。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封面圖片: 以海晏堂的復原大廳陳設及文物見證，進入歷史的時光之道，追憶「萬園之園」165年前的中華帝園夏宮。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藏)
序言：圓明園165周年的反思
~ 從民族羞辱到自我荒廢
每逢提及圓明園，總會喚起中國人心中的民族恥辱。1860年英法聯軍入侵北京，劫掠圓明園的珍寶，最終一把火燒毀了這座號稱「萬園之園」的皇家園林。自此之後，圓明園成為近代中國被侵略、被侮辱的象徵。然而，一百六十五年過去，人們仍然停留在憤怒與悲嘆的情緒中，卻鮮少正視另一層更深的現實，圓明園的真正荒廢，其實更多是由中國人自己造成的。圓明園在戰火中確實遭受重大破壞，但在1860年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其主要建築基址與殘存結構依然穩固。晚清至民初，北京地方官、皇室宗親乃至學人，都有能力進行修繕與維護，卻無人真正行動。相反，圓明園一再成為取磚、挖石、盜墓的對象。軍閥混戰時期，人們在園區中放牧、開墾、拆石築牆。即使1949年中共政權成立以後，亦有相當長時間將其視作可有可無的廢墟，而非文化遺產。這並非外國侵略者的錯，而是中國人自己對於歷史與文化的冷漠與短視。我們痛罵英法聯軍的掠奪，但很少質疑為何自己未曾努力恢復它。歐美許多戰後重建的城市，從廢墟中重塑文化記憶；而中國人卻習慣讓廢墟逐漸腐朽，再在紀念日發出一聲嘆息。這是民族創傷情緒的延續，也是文化責任的逃避。真正讓圓明園消亡的，不是那場大火，而是之後一百多年裡的放任與荒廢。
在圓明園被劫焚165周年的今天，應該重新思考這座園林的意義。它不再只是「恥辱的見證」，而應成為「自省的鏡子」。一個民族若只懂控訴外侮而不懂修復自身的傷口，終將重蹈覆轍。所謂愛國，不是空洞的痛恨，而是實際的維護與傳承。圓明園的廢墟，應當提醒我們，文明的崩壞往往始於內部的冷漠。圓明園此種由內而外的文化資產損毀，反映當時政權動盪、資源短缺與文化保護觀念薄弱，形成一種「自我荒廢」的歷史現象，從文化自省的角度看，圓明園荒廢不僅是外部入侵者的破壞，更是民族內部文化保護缺失的真實呈現。這啟示我們，歷史創傷不應淪為消極的恥辱記憶，而應被視為激勵文化重建與歷史承擔的契機。唯有尊重歷史，並積極承擔文化遺產保護責任，中國才能真正轉化這段創痛為文化復興的力量。，圓明園165周年的深刻紀念不應只聚焦於外敵焚燒的痛苦，更應反思歷代中國人如何對待自身文化遺產，對過去荒廢行為予以批判性省察，從而促進未來更為積極的保護與傳承行動。這既是歷史的教訓，也是現代文化政策的重要指引。圓明園不僅是外敵入侵的受害者，更是一面映照國人文化責任感與歷史承擔的鏡子。學術界呼籲重視遺址的文化價值與歷史教訓，追求在保護中彰顯歷史記憶和國家認同，避免淪為僅剩「國恥」的符號，了解圓明園這個題目，應該富有思想深度，探討的不僅是圓明園的文化遺產問題，更是國民歷史記憶與自我反省的一個機會。
序言二~ 再說圓明園
慈禧太后對圓明園有特殊情感,
圓明園是她與咸豐皇帝相遇之地,因此對圓明園的懷念,曾計畫重建圓明園卻未果,因財力不足而告終,後來才集中精力在重建清漪園(頤和園 )。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圓明園這是一個充滿複雜感情和歷史批判的題材，正正體現了圓明園事件遠非單一民族受害、外敵侵略這種簡化敘事。李翰祥導演的《火燒圓明園》，劉曉慶飾演慈禧、梁家輝飾咸豐，再現咸豐皇帝與慈禧太后於傾頹大局下的權力與情感。片中“唱艷陽天”一幕，連同英使巴夏禮摔角的情節，留下難忘印象。但電影本質上是以民族傷痕為主題，不免渲染外國勢力暴虐，而較少內部原因。電影得到大陸政府高度配合，也成為國族宣傳的一部分。
圓明園被焚燒，的確是1860年英法聯軍報復清廷非法拘禁並虐待談判使節事件的直接結果。額爾金原擬焚毀紫禁城，最後改焚圓明園，以懲清廷。但事件遠非僅僅“外寇入侵”這麼簡單。而事實上，許多文獻指明，不少清朝貴族、旗人及民眾在聯軍到來時，也趁機搶掠、焚燒財物。王闓運、李慈銘等當時人物記載，海淀地區窮旗人率先焚掠園林，再嫁禍給外國軍隊。這種行為是被動損失還是趁火打劫，近數十年國族論述與政權宣傳五四以後，中國史學和主流教育常以民族主義為核心，將近代中國史定義為“落後挨打”。圓明園之焚被塑造成“國恥中的國恥”，有意引發民眾憤慨，以建立共同“仇外”情感。中共政府尤為偏愛這種敘事手法，每逢敏感節日便舊事重提，輔以電影、展覽和愛國教育，極力強化外敵形象，而自身責任則被淡化甚至完全略過。
尋找真相，不只國族情感面對這樣的歷史，批判精神尤其重要。年輕時被“火燒圓明園”場面震撼，一度覺得民族仇恨“理所當然”。但冷靜審視史實，英法聯軍的確暴力搶掠、焚園；而清廷及其民眾也在動蕩中扮演了同樣令人痛心的角色。不少文獻皆指，內外合力造就圓明園毀滅，而不是單一民族受害。今天，政權仍然傾向用圓明園事件加強宣傳，但這種單向敘述既不公正，也遠離歷史的複雜真相。我們若真誠追尋歷史，需有勇氣面對“中國人也是參與破壞者”的尷尬現實，不僅停留於仇外，更要質疑自身體制、民間行為和宣傳背後的動機。圓明園之毀是中外多方交匯的歷史悲劇。批判地去看，不只要責問外敵，更需反思自身，超越簡單民族敘事，才能真正接近真相。
咸豐皇帝對圓明園被焚毀的反應
咸豐皇帝~愛新覺羅.奕詝
咸豐皇帝清文宗名 愛新覺羅.奕詝
咸豐是清朝及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位掌握實際統治權的皇帝,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咸豐帝倉皇北逃，最終駕崩於承德避暑山莊，終年三十一歲。 (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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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最終駕崩承德避暑山莊
咸豐最終駕崩承德避暑山莊及皇帝對燒毁圓明園批示。(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咸豐皇帝在得知圓明園被英法聯軍焚毀後，展現出極爲憤怒與悲痛的情緒，在批示奏摺時留下了“覽奏曷勝憤怒”等具有强烈情感色彩的朱筆批語，幷針對相關責任官員作出了處置說明。奏摺內容與典型朱批圓明園于1860年10月被英法聯軍焚毀，恭親王奕欣等人在第一時間將消息上奏給在熱河避難的咸豐皇帝。據《奕欣密檔》及其他史料，恭親王在摺中描寫了英法聯軍焚掠的經過與自身無力阻止圓明園被燒毀的痛心。咸豐皇帝收到奏摺後，用朱筆批示：“覽奏曷勝憤怒”。這反映了其極重的耻辱與仇恨心情。
另一件保存在故宮的奏摺朱批則寫道 (朱批原文 )：「前折已批。此園庭被焚，中營副、參、游著免其再行懲處。瑞常接印在初次被搶之後，著加恩降四級留任。文祥、慶英均不必再行議處。其三山專汛都守等官，著查照前批懲處。」咸豐皇帝對圓明園一向視如“聖地”，此次灾難既是國家耻辱，也是其個人深重的屈辱。有史料記載鹹豐聞訊後“氣得渾身發抖”甚至“口吐鮮血”，舊病復發，情緒上極度痛苦。這也加速了其健康的衰敗。
奏摺批示的政治意涵，咸豐皇帝在批示時雖然表達了極大的憤怒，但承認京師軍政防禦失守乃是敵强我弱、非人力可擋，體現了特定時局之下的無奈心態。對中營副、參、游等責任官員“免其再行懲處”，既有“亡國之君”式的寬宥，也反映政治危局時期對內的妥協與退讓。咸豐皇帝圍繞圓明園被燒事件的批示，文字雖不多，却凝聚了清末國難與個人悲劇的痛感，成爲圓明園劫難歷史紀錄中極具代表性的注腳。
圓明園正大光明殿
十八世紀西方人筆下的圓明圓 正大光明殿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圓明園的名稱由來與意義主要是由清朝康熙帝所命名並賜予其第四子胤禛 (後為雍正帝 )。康熙帝在1709年將北京西北郊一處園林賜給胤禛，並親自題寫「圓明」三字匾額。這個名字「圓明」在佛教和儒家文化中均有深刻含義。雍正皇帝後來對「圓明」二字有解釋「圓」指的是圓滿無缺，圓融通達，代表個人品德的完美，也是在佛教中指圓融無礙，達到至高境界。
「明」則是光明普照，象徵睿智通達和智慧的光輝。這合起來代表「圓而入神，君子之時中也；明而普照，達人之睿智也」，既含佛教超脫清明的境界，也反映了雍正帝的政治理想和統治理念，是「完美明智」的寄託。至於圓明園這個名稱和佛教中的「圓明」是是有一定關聯。圓明園的命名者康熙帝並非單純取自佛語，但雍正帝本人崇信佛教，號稱「圓明居士」，並對佛法有很深的研究，因而「圓明」概念也帶有佛教哲理的內涵，表現出個人道德與智慧修為的圓滿。圓明園作為清代大型皇家園林，不僅是帝王的夏宮，也是其政治活動之地，園名充分體現了清王朝皇帝期望德政圓滿、明智治理的理想象徵。
圓明園名稱由來與意義
西方人筆下的圓明圓 正大光明殿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清朝皇帝康熙帝於1709年賜予其第四子胤禛一處園林，並親題「圓明」匾額，命名為圓明園。這名稱深具文化涵義，既融合佛教中「圓明」圓融無礙、光明普照之意，也結合儒家的君子之道與明智治世的象徵。雍正帝本人佛教信仰深厚，對「圓明」有更深入闡釋，認為「圓」是品德圓滿，「明」是智慧光明，兩者結合代表理想的統治者境界。由此可見圓明園的名字不僅是一個皇家園林的稱呼，更是清朝皇帝治國理想和個人修為的象徵，映照出當時封建統治者對完美與智慧的崇尚。這也說明了圓明園的名稱確實與佛教中的「圓明」理念有一定的內在聯繫。
圓明園集清代皇家園林建築集大成
攝於1919年的圓明園綺春園大門。及中式庭園的構件殘片。綺春園是圓明園作為新宮門，圓明園被燒毁，但綺春園門卻是倖存。同治年間進行了修繕，作為「萬春園」大門。保持了其原貌，成為圓明園現時的大門。(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圓明園位於北京西北郊海淀區，原為明代私家園圃。清康熙四十八年 (1709年 )，康熙帝將其賜予皇四子胤禛 (即後來的雍正帝 )並親題「圓明」匾額。關於其始建年份有多種說法，普遍認為始於康熙四十八年。雍正帝即位後從雍正二年
(1724年 )開始，對圓明園進行大規模擴建，延伸中軸，增設宮廷區與園林景觀，形成皇家政治、生活與遊賞一體的空間。發展與擴建，乾隆帝即位後 (1736—1795年
)，圓明園進入鼎盛時期。乾隆帝酷愛園林藝術，親自主持擴建工程，並吸收江南各地園林精華。圓明園逐步形成「圓明園」、「長春園」、「綺春園」三園並稱的格局，園內建築、山水、文物薈萃，被譽為「萬園之園」，法國作家雨果亦稱其為「理想與藝術的典範」。西洋樓的興建，圓明園內改建最具特色的部分，為乾隆年間
(1747—1759年 )增建的西洋樓建築群。西洋樓由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郎世寧 (Giuseppe
Castiglione )、蔣友仁 (Michel Benoist )、王致誠等設計，匠師協助施工。該區域模仿歐式宮苑，採用巴洛克風格與西式噴泉 (俗稱「水法」
)技術，展現中西合璧的建築藝術。西洋樓群位於長春園北部，主要包括遠瀛觀、海晏堂、大水法、諧奇趣等六組建築與三組大型噴泉，並有庭院、方塔等庭園設計。西洋樓覆亡與圓明園的終結咸豐十年
(1860年 )，圓明園在英法聯軍入侵北京期間慘遭焚毀，大量建築和藝術珍品被洗劫，西洋樓區亦毀於戰火，僅餘殘垣斷壁。此後，圓明園多次遭受劫掠，遺址遍佈，至今猶存。「西洋樓」餘留部分更成為圓明園劫難的象徵，訴說著中西文化交流及國恥歷史。同治年間雖有意修葺，然實際修復有限。至清末，隨著帝國衰落與局勢動盪，圓明園建築逐漸廢棄，最終成為屹立於荒煙蔓草中的歷史遺跡。圓明園從康雍乾盛世的帝王園林，到乾隆親自倡導的中西合璧創新，尤其是西洋樓的興建與毀滅，標誌著中華文明兼收並蓄的胸懷及近代國運的跌宕變遷。今人憑弔遺址，更見警惕與反思。
圓明園西洋樓為清乾隆年間皇帝下令仿西歐宮苑而建，主要建築風格屬於巴洛克式，並融入中國傳統藝術元素，呈現中西合璧的獨特風貌。建築風格，西洋樓整體採用歐洲巴洛克建築特徵，包括華麗的券門、雕刻石柱、拱頂及噴泉
(水法 )設計。園區布局呈幾何軸線，建築多用漢白玉、琉璃瓦、彩繪石雕，配合精美的造園手法。除了外貌氣派，部分細節，如迷宮、座鐘門、石亭，則以西方庭院景觀為主題，並結合東方審美，內外空間處理強調庭院與山水意境。主要設計師由三位西方耶穌會士設計與監造，主要總設計師由郎世寧
(Giuseppe
Castiglione )，義大利人，宮廷畫師，主導園區總體規劃與藝術風格。技術監造與噴泉水法設計由蔣友仁 (Michel Benoist )，法國人，精通物理及水力學，設計多組噴泉及水法工程。參與繪畫及裝飾：王致誠
(Jean-Denis
Attiret )，法國人，負責部分建築裝飾及內部壁畫創作。建造過程中，部分結構與裝飾由清宮造辦處 (中國匠師 )負責，完美融合中西文化。西洋樓主要包括諧奇趣、海晏堂、遠瀛觀、大水法等，每座建築均具巴洛克風格及西洋噴泉設計，但細部雕刻、屋頂形式及色彩運用則有華夏特色。噴泉水法是蔣友仁的代表作，採用歐洲流行技術並結合中國美學，成為清代皇家園林中最具科學性與藝術性的部分。
大清圓明園海晏堂
格物研究組使用現存的不清晰照片進行重新修復，試圖把已經消失165年的圓明園海晏堂大廳的情景再現。令人遺憾的是，宏美的圓明圓，似乎現代人之手如何也無法複製。(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海晏堂是圓明園長春園北端西洋樓中最大的一幢建築，建於乾隆十年至二十四年 (1745—1759年 )，由著名歐洲傳教士郎世寧、蔣友仁、王致誠等設計監造，中國工匠施工營建。海晏堂體現中西合璧的建築藝術，融合了歐洲巴洛克風格與中國傳統建築元素。在建築設計上，海晏堂坐西朝東，前樓為一層，建於高台上，正面十一間，深一間，磚砌結構，立柱採用漢白玉雕刻的西洋番花石柱，屋頂用孔雀綠琉璃瓦的廡殿頂，屋檐配有露頂石欄桿，四角垂脊裝飾翻尾石魚。牆體塗以粉紅色灰泥，石券花窗口與漢白玉柱之間牆面鋪飾五色琉璃番花。正門為二層，採用黃銅西洋雕花門，內為宴會場所，配有大理石屏風與寶座。兩側有六十多個導水台和多條水紋洩水溝，前門設有兩座西洋石豹，口中噴水，水流經階梯和洩水溝逐級流入大池。大噴泉池中央有石蚌和轉輪水法，還有噴水石魚裝飾，形成壯觀的水景。海晏堂後樓為兩層，與前樓通過平台樓梯相連，中央設有蓄水池
(錫海 )，尺寸寬廣，供水系統複雜，通過地下磚砌地溝銅管輸水，支持海晏堂及東側大水法的噴泉供水。目前海晏堂的遺存主要是建築遺址和水法噴泉的部分殘跡，其中包括雕刻精細的漢白玉石柱、部分琉璃瓦和噴水設施。
海晏堂被毁後數十年的情況。(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20世紀初的海晏堂，中國人似乎用自然流失形式，慢慢將它變為歷史，當初被焚毁之後，外觀還相當完整，但隨着清朝國力不振，無法適時地重修圓明園，以至變成今日的面貌，因此如果用現在遺址公園，這個廢墟去指責英法聯軍的話，畢竟還是不完全客觀
，中國人亦自己需要反省自己也有責任！(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大清圓明園海晏堂遺存
海晏堂被毁後殘垣構件 (一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海晏堂被毁後殘垣構件 (二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圓明園海晏堂鈷藍花紋瓦筒殘片及小瓷瓦片瓷質,及研究白描圖稿。年代: 1860年 尺寸 : 9 cm x 5 cm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海晏」意指「河清海晏，國泰民安」，這是中國古代用來祝願天下太平、社會安定的吉祥語，象徵皇權對穩定、和平的期望與祈福。建築本身成半圓形排列，象徵和諧與包容，這也是中國傳統對「圓融」與「和順」的文化理念的呼應。海晏堂的建築設計融合了中國傳統與歐洲宮殿建築風格，是清代皇家園林中西合璧的典範。海晏堂位於圓明園長春園西洋樓區的北端，海晏堂的設計理念體現在其建築圖文結構和裝飾風格上。建築物主體採用磚砌結構，搭配漢白玉刻有精美西洋花紋的石柱，屋頂覆以中式孔雀綠琉璃瓦，屋檐加裝具有中國特色的石欄杆，展現了中西方元素的融合。這種融合並非簡單的西洋建築模仿，而是將歐洲巴洛克風格的貝殼形、漩渦和幾何紋飾，與中國傳統寓意豐富的動植物紋樣
(如鹿、魚、竹子、梅花、牡丹等 )巧妙結合。海晏堂設計中的圖文結構還體現了皇帝對天下太平與國泰民安的美好祈願。
前平台以太湖石和花木點綴，象徵自然與人文的和諧共生。大水法其水域和水景裝飾不僅提升皇家園林的景觀層次，也象徵水清則安，寄託了美好的社會理想。海晏堂前設有大水法噴水池，這是歐洲巴洛克式園林中常見的水景設計，但在圓明園中融入中國園林“移步換景”的理念，使歐式人工園林造景與自然山水相融合，達到“雖由人作，宛如天開”的境界。圓明園西洋樓的設計和建造代表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體現乾隆皇帝對世界不同文化的包容與欣賞，也彰顯了其治下社會的富庶與穩定，海晏堂的圖文結構與建築意念在融合歐洲巴洛克建築形式與中國傳統寓意之中，既展現了歐洲宮殿的壯麗氣派，又保留中國文化特有的祥瑞象徵，這種東西合璧的設計使海晏堂成為圓明園中極具代表性的西洋樓，彰顯了18世紀中期中西建築藝術與文化的高度交流與
海晏堂的建築結構和裝飾融合了漢白玉雕刻的西洋花紋與中式祥瑞紋樣，像是梅花、牡丹及動物紋飾，這些元素反映了中西文化在細節上的和諧共存。樓後的蓄水池「錫海」則寓意水清安泰，象徵環境與人文的和諧，也是中國園林中「以水喻治」的精神呈現。海晏堂西洋樓群的設計，不只是裝飾上的中西合璧，更是庭園空間理念的融合，西方以幾何構圖、水景科技為主導，中國則注重借景、層次與象徵意義，達成「雖由人作，宛如天開」的天然美學境界。這反映乾隆帝既尊崇中國文化，又能吸收西方藝術與科學，展現皇家的包容胸襟及文化自信。
海晏堂被毁後殘垣構件 (三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海晏堂被毁後殘垣構件 (四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海晏堂十二生肖獸首銅像
1880-1884年擔任法國駐大清國公署署使的謝滿祿(Robert de Semallé)左二,回法國前和好友們與龍首合影。(片攝於1884年6月)。(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著名的十二生肖獸首銅像曾安置於海晏堂前的生肖池邊噴泉，是圓明園文物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十二生肖獸首銅像是該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不僅作為噴水口，還承擔報時功能，通過機械水力計時裝置控制依次噴水，實現了水力驅動的報時鐘功能。整個系統複雜精妙，結合了數學、機械和藝術的高度融合，大水法的設計者是耶穌會傳教士蔣友仁，他利用中西數學和機械知識設計噴泉系統，表現出當時清代對西洋機械技術的吸收與應用。雖然在後來因為維修難題被改為人工提水，但其機械構造仍是中國古代園林科技和東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見證，海晏堂的大水法是集蓄水池、機械提升水車、複雜管路和裝飾性噴泉於一體的高水平機械水景系統，展現了清代皇室對機械噴泉技術的創新和對東方園林景觀的豐富設計理念.
海晏堂的設計和遺存展示了清代皇家園林中東西方建築藝術融合的高超技藝，以及複雜的園林水利工程，是中國古典園林和西洋藝術結合的典範，海晏堂不僅在建築設計上以中西合璧著稱，體現了巴洛克風格與中國傳統建築。
海晏堂的大水法設計
大水法設計融合了巴洛克風格和先進的水力機械技術，實現了複雜而宏偉的噴泉水景。(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海晏堂的大水法設計融合了巴洛克風格和先進的水力機械技術，實現了複雜而宏偉的噴泉水景。大水法的核心是一個名為“錫海”的大型蓄水池，容量約180噸水。水首先由人工或畜力驅動的“龍尾車”一種水車，通過機械裝置將水從較低水位逐級提升至高位蓄水池中。這種水車配合齒輪和連桿機構，將驢或騾的旋轉動力轉化為提升水的機械動力。蓄水後的水通過地心引力被引入一系列銅管，輸送至各個噴泉噴頭，實現同時多個噴泉噴射水柱，包括噴水獅、噴水石魚等裝飾性水法。這些噴泉還能形成複雜、多級多點的水流組合，展現壯觀的水景視覺效果。海晏堂前的「大水法」，這是歐洲巴洛克園林常見的水力噴泉，象徵權力與科技的結合，展現清朝在科技和藝術上的開放態度。大水法配合十二生肖銅像組成的水力鐘，不僅體現科學精神，也融合了東方命理中的生肖文化，這種技術與文化符號的結合是鮮明的中西交融象徵。
廿世紀初飛機鳥瞰圓明園全景拍攝，依然可以見到園內整齊的布局。(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郎世寧與蔣友仁在圓明園西洋樓項目中各有專長，彼此協作，締造出這組融匯中西的傳世園林藝術。郎世寧 (Giuseppe
Castiglione )的貢獻在擔任西洋樓宮殿與整體區域的主要設計師。他負責規劃建築空間、外觀與立面設計，將歐洲巴洛克與中國傳統造園理念相結合，體現中西合璧的美學。利用西方繪畫「線性透視」與「明暗寫實」技法，將其藝術經驗帶入建築圖稿與西式裝飾設計。曾多次繪製設計圖樣，並在西洋樓的外部雕刻、宮殿組群、裝飾細節等方面發揮主要作用，也參與了相關壁畫和殿堂內部陳設圖案設計。蔣友仁
(Michel
Benoist )的貢獻，專責水力工程及噴泉 (水法 )技術設計與監造，是圓明園內大規模西式噴泉的真正推手，應郎世寧推薦，被乾隆皇帝任命為圓明園西式噴泉總設計師，設計如海晏堂十二生肖獸首出水噴泉及大水法等，親自督工多項引水與噴泉裝置，解決水壓、管道、出水口雕塑與造景等難題。每日往返現場，負責施工細節管理，將歐洲水利機械知識帶入清代工程技術體系。其科學訓練背景
(數學、物理、水利等 )使他能夠高效融合中西科技美學，確保水法設計既壯觀又實用，分工關係與合作成效，郎世寧為總體規劃、建築外觀與美術指導，蔣友仁負責具體水利工程與機械原理。兩人合作無間，使西洋樓成為集藝術、技術、造景於一體的宮苑典範。此成就不僅見於圓明園園區設計與水法運作，更促使中西科技、藝術進一步融合，留下深遠影響。
西洋樓設計者三傑：郎世寧、蔣友仁、王致誠
這幅由郎世寧創作的乾隆大閱戎裝騎馬圖，是郎世寧為人熟悉的作品，畫工精細，糅合中西技巧。(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郎世寧
(Giuseppe
Castiglione)
郎世寧 (Giuseppe
Castiglione )與他創作的花卉圖。(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郎世寧 (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 )是清代著名的宮廷畫家，原籍義大利米蘭，天主教耶穌會修士，活躍於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被譽為中西藝術融合的代表人物。早年生涯郎世寧1688年出生於米蘭公國米蘭布雷拉區的聖馬爾切利諾教堂一帶，自幼受藝術氛圍薰陶，青年時師從卡洛科納拉
(Carlo
Cornara )學習繪畫及建築，並深受安德烈波佐 (Andrea Pozzo )等先進技法的影響。19歲時，他加入熱那亞耶穌會，起初主要在義大利教堂繪製壁畫。隨後他被派往葡萄牙，逐步產生赴遠東傳教的興趣。來華經歷，1715年，郎世寧作為耶穌會傳教士前往中國，抵達澳門後學習中文，並取「郎世寧」為漢名。翌年進入北京，因繪畫才華獲康熙帝賞識，成為清廷御用畫師，此後在宮廷服務逾五十年。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期間，他在宮廷中不僅創作繪畫，還參與圓明園西洋樓等皇家園林的規劃設計，其職位甚至曾達到奉宸苑苑卿
(正三品官 )，郎世寧融合西方明暗寫實技法與中國筆墨及宣紙特性，開創了膠彩畫新風格。他善於人物、動物及宮廷紀實繪畫，不僅為皇帝、后妃、寵物等繪製肖像，也記錄盛典、軍事、園林場景。他還引介西洋透視原理，曾與年希堯合編《視學》，成為中國最早的西方透視學專著。郎世寧推薦同為耶穌會士的蔣友仁負責圓明園「大水法」
(十二生肖獸首噴泉 )設計，展現其在建築及工程領域的貢獻。晚年與評價，郎世寧在中國度過大半生，1766年在北京逝世。他不但留下大量精美畫作，也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被乾隆帝讚為「神筆」。郎世寧的畫作影響深遠，是全球最早高成熟度“中西合璧”繪畫的代表之一。
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初十日 (1766年7月16日
)，郎世寧在他78歲生病逝北京。乾隆皇帝下旨，給予侍郎銜，賜銀三百兩以治喪事。葬於京西阜城門外，圖郎世寧立碑的勒文拓本，耶蘇會士郎公之墓。(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郎世寧負責為圓明園和宮廷堂室創作多幅繪畫裝飾，應用西方明暗寫實技法與透視法，令畫面具有立體感和真實質感，這在當時的中國宮廷畫中極為罕見。他繪製了著名的《百駿圖》、《八駿圖》、《乾隆大閱圖》等，其中《百駿圖》是長卷畫作，展現百匹駿馬和園林風景，融合中國水墨與西洋油畫技法，彰顯其藝術創新。郎世寧亦設計壁畫與天頂畫，如北京天主教堂的壁畫，並為西洋樓的室內牆壁和殿堂創作多幅油畫裝飾。
建築設計案例，他主導西洋樓的整體建築風格和空間規劃，結合巴洛克風格建築的華麗元素與中國傳統造園哲學，使建築兼顧美學與空間功能。具體代表作包括西洋樓的遠瀛觀、海晏堂、諧奇趣等建築的外觀設計及其雕刻細節。郎世寧還擔任奉宸院院卿
(正三品官職 )，監管圓明園長春園和西洋樓的建築與繪畫工作，並親自繪製設計圖稿。郎世寧在圓明園西洋樓工程中，不僅是繪畫大師，負責多幅壁畫與大型歷史畫作，也是建築設計總負責，將西歐藝術傳入中國，形成獨樹一幟的中西合璧風格，為圓明園留下無價文化遺產。
蔣友仁
(Michel Benoist )
蔣友仁 (Michel
Benoist，1715-1774 )，字德翊，法國第戎人，是天主教耶穌會的傳教士、科學家和數學家。他在青年時期在法國受過良好教育，精通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和地理學。1737年不顧父親反對，進入耶穌會院學習，後來為了傳播天主教和推動科學文化交流，於1744年抵達澳門，並於1745年被乾隆皇帝以數學家的身份召入北京，開始了長達三十年的中國傳教和科學事業。蔣友仁在中國期間，設計並監造了圓明園中的噴泉，繪製過世界地圖，並介紹了哥白尼的日心說，還製作了銅版的《乾隆十三排地圖》。他翻譯中國古籍，促進中西文化交流，並送中國教徒到法國留學，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他以科學技術服務清廷，利用自己的學識提高中國的天文曆法並治理曆法事務。雖曾希望能在中國正式傳教，但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實現。他在官員、工匠及宮廷中積極宣講天主教和散發書籍，擔任教堂會長多年，為教會發展盡心盡力。乾隆三十九年
(1774年 )因勞累猝死於北京，享年59歲，乾隆皇帝特賜銀百兩助葬。蔣友仁是一位虔誠的傳教士，也是融合科學與宗教、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傑出代表。他的生涯展現了18世紀法國耶穌會士在中國的科學與傳教貢獻。
王致誠
(Jean-Denis Attiret )
王致誠 (Jean-Denis
Attiret，1702-1768 )是一位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和畫家，出生於法國多勒 (Dole )，出身於一個著名的細木工匠家族。自幼展現出繪畫天賦，後來在布魯瓦西亞侯爵
(Marquis
de Broissia )的資助下赴羅馬留學，專攻油畫，尤其擅長人物、肖像及動物畫。於乾隆三年 (1738年 )，他以法國耶穌會的傳教士身份來到中國，進入清宮，開始創作西洋油畫，並融合中西藝術元素。王致誠主要擅長歷史事蹟畫和肖像畫，他的作品在清宮檔案中有所記錄，並被認為是清朝宮廷裡重要的西洋畫家之一。他風格保持較純正的西洋畫法，相較於同時代如郎世寧等人，他不太接受新體畫的風格創新。王致誠的畫作曾用於描繪清朝重要歷史場景和人物肖像，對中國當時的宮廷藝術產生影響。王致誠是一位將西洋油畫技法帶入清朝宮廷的耶穌會傳教士畫家，其生平跨越法國藝術與中國清代宮廷文化交流的重要時期，對中西藝術的交流具有歷史意義.
清漪園與圓明園同毀於1860
圓明園被縱火後，園內物件部被消毁成灰塵，一件被火焚毁的擬是玻璃燈盞的見證。(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廿世紀初的樂壽堂及殿上的構件，圓明園作為夏宮時，稱為清漪園 (後改名頤和園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焚燒圓明園的行動，並不只是局限於圓明園本身，對附近的清代皇家園林，包括清漪園、暢春園、靜明園、靜宣園等，也造成了嚴重的損毀和劫掠。當時的破壞範圍，除圓明園外，英法聯軍在圓明園大肆搶掠並縱火後，還波及到鄰近多個清代皇家御園，如暢春園、清漪園
(後來的頤和園 )、靜明園、靜宣園等，這些園林多數也遭焚毀或劫掠。海淀地區一帶的皇家園林和城鎮亦有同樣的劫掠與破壞，形成連帶大規模的災難。
當時「清𤀽園」一名多與「清漪園」相混 (清漪園即頤和園以前的名稱 )，根據史實資料，清漪園確實在1860年時受到嚴重破壞，內部宮殿等多被毀壞，後經慈禧時期重修成今日頤和園，其餘鄰近皇家園林也都在同一場戰火中遭到損毀，成為圓明園及其周邊皇家園林集體受難的歷史事件。1860年的破壞是中國近代史上皇家園林受最大集體性損毀之一，圓明園與其周圍多個園林至今僅存遺址或經部分重建，第二次鴉片戰爭焚毀圓明園時，英法聯軍同時劫掠並焚毀了附近的清漪園等數個皇家園林，所以圓明園的「備份位」或聯軍行動確實對鄰近的「清𤀽園」
(通常指清漪園、即頤和園前身 )造成明顯衝擊與持久損毀。
樂壽堂是頤和園中慈禧太后的主要居所，建於乾隆十五年 (1750年 )，原為乾隆皇帝為其母孝聖皇太后慶生所建。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燒毀圓明園時，樂壽堂也遭到嚴重破壞，幾乎完全被焚毀。後來在光緒十三年
(1887年 )重建，成為慈禧太后晚年的寢宮和辦公場所，內有精美的紫檀木御案寶座和象徵慈禧威儀的羽毛扇。1860年火燒圓明園後，清漪園 (原頤和園 )同樣遭到戰火破壞，慈禧太后需要重建一個新的離宮作為避暑和居住地。光緒年間，慈禧太后以北洋水師經費重建清漪園，並將其擴建、改名為頤和園，樂壽堂成為她的專屬居所及辦公場所。慈禧太后晚年多在頤和園居住，樂壽堂是她處理政務及休憩的中心，並先後在園內安裝了西式電燈等現代設施以提升生活品質，火燒圓明園事件中，樂壽堂遭受焚毀，經慈禧太后命令重建，成為她晚年的主要居所。她利用光緒年間重修清漪園
(後名頤和園 )使之成為新的皇家離宮，樂壽堂作為重要宮殿之一，象徵慈禧太后的權力和生活中心。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
(The Second Opium War )
1860年8月21日，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清軍屍體橫陳在北大沽砲台內及二次鴉片戰爭英國奬章。(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1860年二次鴉片戰爭/青泥洼之水彩畫 紙質 尺寸: 29.7 cm X 25 cm 清代中晚期(1860年) 侵占大連灣的英軍士兵水彩寫生
1860年2月，英、法聯軍任命額爾金和葛羅為全權代表，率領英軍一萬五千余人，法軍約七千人，擴大侵華戰爭。4月，英、法聯軍佔領舟山。5、6月，英軍佔大連灣，法軍佔煙臺，封鎖渤海灣，並以此作為進攻大沽口的前進基地。在此其間英軍士兵在大連灣畫下這幅水彩速寫,
並留記地點描述(Village of Ching miuw Ta-Liun wan ), 圖晝相信是寫於大連灣的青泥洼村的鄉民的生活情形,
特別之處是鄉民的目光也注視著寫生者 , 大連灣名稱見於文獻是1860年英國人約翰•瓦特測繪的《遼東大連灣海圖》。(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1860年二次鴉片戰爭的二位英國官員巴夏禮 (Sir Harry Smith
Parkes，1828-1885 )是19世紀英國著名外交家，主要在中國和日本從事外交工作，曾任英國駐日本公使及駐華公使。他於1841年來華，並在澳門學習中文，對中國文化有一定了解。巴夏禮於1856年代理廣州領事，因亞羅號事件與廣州當地居民和清政府產生矛盾，積極主張對中國採取強硬措施，甚至主張出兵。亞羅號事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的導火索之一，巴夏禮認為中國方面攻擊英艦、扯下英國國旗，損害英國的權利和尊嚴，堅決要求廣東官員賠禮道歉並釋放英國水手，但遭兩廣總督葉名琛拒絕，因此矛盾激化，最終引發英法聯軍對中國的武裝行動。羅亨利
(Henry
Loch, 1st Baron
Loch，1827-1900 )是英國著名外交官和政治家，曾在不同場合擔任英國政府重要職務，但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具體指令和活動較少直接記錄。與巴夏禮相比，巴夏禮作為英國駐華外交代表，在談判和軍事行動中起到了更前線和直接推動的作用。
英國外交官巴夏禮爵士
Sir Harry Smith Parkes
英國外交官巴夏禮爵士 Sir
Harry Smith Parkes (1828-1885)的簽名和短箋。「That I sense family and my love Harry
Parkes」 (那我感覺 家庭 並我的愛 巴夏禮 )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巴夏禮在戰爭中多次與中方談判，堅持英國的強硬條件，並且參與了攻取廣州、天津乃至北京的軍事行動，著名的圓明園火燒事件與英法聯軍有關，間接受到當時英國外交軍事政策的推動。巴夏禮對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指令主要包括擴大英軍軍事行動，強硬要求中國政府接受英法的條件，包括賠禮道歉、開放港口、容許鴉片貿易合法化等，這些條件被拒後，他向英國政府報告局勢，促使英法聯軍進一步發動攻勢。巴夏禮本人於1860年被清政府扣押成為戰俘，這一事件成為英法聯軍進軍北京的重要原因之一。戰爭以清政府戰敗、「天津條約」及後續條約簽訂結束，中國被迫進一步開放市場，允許鴉片進口，並徹底喪失一部分主權，造成中國社會巨大動盪和損失。葉名琛是清朝兩廣總督，反對巴夏禮強硬政策，拒絕英國的多項要求，導致矛盾激化。最終葉名琛被英法聯軍俘虜，於囚禁中絕食身亡，顯示戰爭對清朝官員及政權的嚴重衝擊。巴夏禮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國外交和軍事行動的主要推動者之一，其強硬的外交指令直接推動了英法聯軍對中國的侵略，最終導致中國遭受更多領土和主權上的損失。羅亨利作為同時代英國政治家，則在英國政府層面支持此類政策，間接推動戰爭進行
麥可·西摩爾爵士
(Sir
Michael Seymour)
麥可·西摩爾爵士 (Sir
Michael Seymour)。(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麥可·西摩爾爵士 (Sir Michael
Seymour，1802-1887 )是英國海軍上將及議員，於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擔任東印度及中國艦隊司令。他在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擔任英軍指揮，率領英國艦隊攻陷廣州，並於第一次大沽口之戰中發揮重要作用。他的軍事指揮直接促成了戰爭的進一步激化和英法聯軍對中國沿海城市的控制權擴大。西摩爾將軍的指令主要是利用英國海軍的優勢對清朝防禦薄弱的港口進行攻擊，實行強硬的軍事手段要求中國接受英法列強的條件，包括開放貿易港口和賠償損失。這些行動導致清政府軍事挫敗，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對中國主權和經濟造成嚴重損害，進一步削弱了清朝的國力，加速了國家內憂外患的惡化，麥可·西摩爾將軍的生平事蹟以其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擔任東印度及中國艦隊司令的軍事指揮著稱，他的指令激化戰爭並導致英法聯軍佔領廣州及攻陷大沽口，迫使清政府屈服，簽訂了一系列對中國極為不利的條約，對中國歷史產生長遠影響。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Maddleton Bondeau Hauts
20 July 1859
My Dear
In reverting to China, I have a warm recollection of the services of the “Impérieuse”,
more particularly as the “operations of the Peiho”; and the gallantry of Captain
Hoste, and his ship’s company, greatly contributed to our successes.
Most truly yours,
M. Seymour
Rear Admiral
(中文譯文)
馬德爾頓·邦多·奧特
1859年7月20日
親愛的
重返中國後，我對「英勇號」的功績記憶猶新，尤其是在「北河行動」中的表現；霍斯特上校及其全體官兵的英勇無畏，為我們的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
敬致誠摯的問候，
麥克·西摩爾爵士
英國皇家海軍中將
第八代額爾金伯爵詹姆士·布魯斯 (James Bruce )
第八代額爾金伯爵詹，姆士·布魯斯 (James Bruce，1797-1863年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第八代額爾金伯爵詹，姆士·布魯斯 (James
Bruce，1797-1863 )是十九世紀英國重要的政治與軍事人物，曾任牙買加總督 (1842-1846 )、英屬北美總督 (1846 )、加拿大總督 (1847-1854
)、英國郵政大臣 (1859-1860 )，後於1862年至1863年任印度總督。在第二次鴉片戰爭 (1856-1860 )期間，額爾金伯爵被任命為英國全權特命代表，領導英法聯軍對清朝發動戰爭。戰爭起因主要是英法兩國不滿清朝未履行《南京條約》承諾，並以亞羅號事件和廣西西林教案為導火線。聯軍最終攻入北京，這是西方軍隊第一次佔領中國首都。1860年10月，額爾金得知英國外交使團成員被清軍虐待至死，於是下令英軍在圓明園縱火焚燒，作為對咸豐皇帝和清政府的報復。這一舉動造成圓明園大量珍貴文物和建築被摧毀，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大慘劇，也使額爾金在中國史上留下罪行累累的負面形象。隨後，英法聯軍逼迫清廷簽訂苛刻的《北京條約》
(1860年10月 )，清政府同意巨額賠款、割地通商及傳教士保護等條款，戰爭正式結束，額爾金伯爵的生平顯示他是一位重要的英國政治軍事人物，而他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指令，特別是火燒圓明園的行動，對中英關係和中國近代史造成了深遠負面影響，成為英國對中國侵略的象徵之一。
上圖
:第八代額爾金伯爵詹姆士·布魯斯 (James Bruce， James Bruce, 8th Earl of Elgin and 12th Earl of
Kincardine 1797-1863年 )進入北京城。
下圖：額爾金伯爵書信剪片。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I am your old faithful
Elgin of Kincardine London,
6 Jan 1897
Earl of Kincardine
(中文譯文)
我是 你的老朋友
1887年1月6日
額爾金伯爵
紙質及玻璃木架 年代:
1854年 , 尺寸:13cm X 17cm, 附註: 1860年二次鴉片戰爭第八代額爾金伯爵 (JamesBruce, 8th Earl of Elgin and
12th Earl of Kincardine) 加拿大風景水彩畫一幅 (畫背後的文字 Lord Bruce ?.?.R? Bruce Canada 1856
或1854 )。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麥法國蒙拓邦將軍
(Charles Cousin-Montauban, Comte de Palikao )
八里橋伯爵夏爾·庫贊-蒙托邦
夏爾·紀堯姆·馬里·阿波利奈爾·安托萬·庫贊·蒙托邦與北京八里橋之役。(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八里橋伯爵夏爾·庫贊-蒙托邦夏爾·紀堯姆·馬里·阿波利奈爾·安托萬·庫贊·蒙托邦，八里橋伯爵 (Charles Guillaume Marie
Appollinaire Antoine Cousin Montauban, comte de Palikao
1796-1878 )，「八里橋伯爵」是19世紀法國著名將軍及政治家，生於巴黎。他1815年成為軍官，後就讀參謀學院。1823年參加對西班牙的遠征，並於1831年至1857年間以騎兵軍官身份參與法軍在阿爾及利亞的軍事行動，積累了豐富的戰場經驗。關於蒙拓邦將軍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具體指揮與行動，資料並不多見。不過，作為法軍的重要指揮官，蒙拓邦參與領導了英法聯軍在中國的作戰行動。聯軍目的是推動法國及英國的外交和商業利益，迫使清政府履行不平等條約，這些行動包括攻占重要戰略城市北京以及迫使清政府簽訂《北京條約》。蒙拓邦將軍的軍事指令包括積極參與聯軍的攻勢，配合英軍行動。法軍在其指揮下，參與了軍事行動中具體攻堅和城市佔領。這些指令及戰爭行動直接導致清政府割地賠款並開放港口，為西方列強進一步的經濟滲透和軍事擴張打開了大門，同時也加劇了中國的社會動盪與國家主權的喪失，蒙拓邦將軍是一位經驗豐富、參與多場重要戰役的法軍將領，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作為英法聯軍指揮官之一，他的行動和指令對戰爭的勝利起到了關鍵作用，但也加深了中國民族對殖民侵略的痛苦記憶，成為中國近代歷史上一段複雜且充滿爭議的篇章。
1860年華北戰役中，法國蒙拓邦將軍參與英法聯軍對清軍的重要戰役，尤其是在八里橋戰役中表現突出。戰役背景為英法聯軍進攻北京，意圖逼迫清政府履行不平等條約。清軍由僧格林沁統率，包括蒙古馬隊、八旗兵和京營綠營兵力約3萬人，駐守重要防禦據點八里橋及周邊地區，準備阻止聯軍南下進京。蒙拓邦率領法軍配合英軍，進攻八里橋防線，利用刺刀、炮火持續打擊清軍防禦。法軍第101旅在布傑少校指揮下，成功奪取清軍陣地的中心村莊，雅曼將軍率領法軍佔領八里橋。英法聯軍使用大口徑火炮射擊和康格列夫火箭彈壓制清軍，使清軍陷入混亂與潰退。清軍主力被擊潰，損失慘重，僧格林沁部隊一度被迫退入八里橋阻擊，但最終八里橋被聯軍攻占。此次戰役是冷兵器部隊與持火力密集的新式現代兵器的直接較量，清軍騎兵和傳統兵力難以抵擋西方工業化軍事力量。蒙拓邦等法軍指揮官在此次戰鬥中有效指揮，積極配合英軍推進，使聯軍得以突破華北防線，為後續攻入北京奠定基礎。八里橋之戰被認為是清軍傳統軍事與現代火力戰的決戰，蒙拓邦指揮的法軍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導致清政府戰敗，被迫接受苛刻條約，加劇中國半殖民地化進程。
上圖 : 紙質 年代:1857年
尺寸:20.7cm X 13.2cm 附註: 1860年二次鴉片戰爭 夏爾·紀堯姆·馬里·阿波利奈爾·安托萬·庫贊·蒙托邦，八里橋伯爵 (Charles
Guillaume Marie Appollinaire Antoine Cousin Montauban, comte de Palikao
)1796年6月24日－1878年1月8日 )1857年手稿。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蒙托邦，八里橋伯爵 (Montauban, comte de Palikao )手寫信的翻譯，並附上信中法語原文：
Armée d’Afrique
PROVINCE D’ORAN
GABINET
Oran, le 28 Mars 1857
Mon cher Général,
Les trois officiers étrangers que vous avez recommandés par votre lettre
particulière du 24, mon arrivée à Oran et la leur faciliteront selon vos désirs
les moyens d’accomplir leur pèlerinage dans la province d’ Oran; mais ils nous
font une demande dont je vous rends compte officiellement, ils veulent débarquer
le 7 par le bateau de Tanger pour se rendre en Espagne, vous voyez qu’ils ne
feront pas un long séjour dans le mien.
Permettez-moi, Mon cher Général, de vous recommander Monsieur Le Grand qui vous
remettra cette lettre. Monsieur Le Grand m’a été adressé par notre amiie
Camarade en noir comme Corr aucune qui lui porte un vif intérêt… gar mite de
liaison intime avec la famille qui est belge.
après avoir parcouru quelques points de la province d’Oran avec Madame Gand, en
ami le notre ancien camarade désire voir la province d’Alger et m’a prié de lui
donner une lettre de recommandation près de vous, ce que je fais avec d’autant
plus de plaisir, que Monsieur le grand ministre sans tirer les rapports d’être
accueilli partout avec interêt.
Veuillez recevoir, Mon cher général, la nouvelle assurance de mon attachement
bien sincère et tout dévoué
Le gr
Cousin Montauban
(中文翻譯)
親愛的將軍，
您於24日親信推薦的三位外國軍官，我抵達奧蘭後，將依照您的願望協助他們完成在奧蘭省的旅程；但他們向我提出一個請求，我正式向您報告，他們希望在7日乘坐丹吉爾的船隻下船，前往西班牙，您知道他們不會在我這裡逗留太久。請允許我，親愛的將軍，推薦Le
Grand先生，他會轉交這封信給您。Le Grand先生是我們共同好友介紹給我的，他對此事深感興趣…
由於和那個比利時家庭有密切的私交， 在與 Gand
女士一同走訪奧蘭省幾個地方之後，我們的老朋友也希望能參觀阿爾及爾省，並請我寫一封推薦信給您。我很高興為他這樣做， 而且閣下作為偉大的部長，處處都受到熱忱歡迎。
請接受我，親愛的將軍，
最誠摯和全部的敬意與忠誠保證。
蒙托邦八里橋伯爵
詹姆士·霍普·格蘭特爵士 (Sir James Hope Grant
)
詹姆士·霍普·格蘭特爵士 (Sir James Hope
Grant，1808-1875 )是英國軍官，生於蘇格蘭珀斯郡，1826年參軍，曾參與第一次鴉片戰爭並獲得CB勳章。他在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作為聯軍將領對中國的軍事行動起到了重要作用。1860年英法聯軍再次對華發動戰爭，格蘭特率英軍與法軍協同作戰，在多場戰役中取得勝利，最後攻陷北京，並對清朝造成重大軍事和政治壓力。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格蘭特和法軍司令孟托班率領一支約兩萬五千人的聯合遠征軍，從上海集結出發，逐步攻占包括定海、舟山、大連和煙臺等戰略地點。聯軍最終攻入北京，促使清政府在1860年10月28日簽訂《北京條約》，結束戰爭。戰爭期間，英法聯軍因報復清軍對英使團的虐待，焚毀圓明園，標誌著該場戰爭的殘酷性和破壞性。格蘭特將軍在戰爭中的策略部署和指令推進了聯軍的勝利，對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包括割讓九龍半島予英國，開放多個口岸，及承認鴉片貿易合法化等條款，詹姆士·格蘭特在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擔任重要指揮官，發出了軍事攻擊和佔領的指令，他的行動不僅促成了戰爭的勝利，也加速了清朝的割地賠款和主權喪失，對中國的近代史產生重大歷史影響.
格蘭特將軍在1860年北京戰役中下達了多項具體軍事命令，主要集中在英法聯軍對清軍防線的攻擊和佔領北京的戰略部署上。以下是其主要命令內容。1.
攻擊重點：格蘭特將軍指示英軍主力集中攻擊清軍在北京外圍的重要防線八里橋。這是清軍最後的防禦屏障，由僧格林沁率領的三萬騎兵作戰，但在聯軍的猛烈攻勢下，包括法軍及英軍的刺刀衝鋒，清軍防線被突破，遂大敗潰退。2.
佔領戰略：格蘭特命令部隊迅速推進至北京市內，尤其重點佔領安定門、德勝門等關鍵城門，確保聯軍能夠順利進入北京城內。3.
掃蕩清軍：進入北京後，格蘭特下令對仍存的清軍殘部進行追擊、掃蕩，確保完全控制首都地區，壓制敵軍反抗。4.
軍紀管理：面對法軍在圓明園的無限制掠奪，格蘭特下令英軍官兵將搶奪物品上繳，統一拍賣後均分，以保持軍紀和秩序。5.
報復命令：發現清軍曾虐待英法使團人士，格蘭特同其他聯軍將領一道支持焚毀圓明園的決定，以此作為戰爭報復的象徵行動。這些命令在戰略和戰術上都促進了聯軍迅速攻陷北京，結束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重要戰役，導致清朝被迫簽訂屈辱的《北京條約》，割讓領土、開放口岸，並對中國主權構成重大損害。
詹姆士·霍普·格蘭特爵士
(Sir James Hope Grant )19世紀的銅板畫。(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詹姆士·霍普·格蘭特爵士的信函剪片。(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室)
詹姆士·霍普·格蘭特爵士1874年4月30日的信函剪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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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e Grant
30 Avril 1874
Hope G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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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親愛的
霍普·格蘭特
1874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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