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煥鏞傳 ~記中國植物學奠基人: 陳煥鏞與錢崇澍、鄭萬鈞、劉玉壺、陳邦傑

專輯

陳煥鏞傳

煥鏞箣竹專題刊載22週年紀念 (2004~2026)

記中國植物學奠基人:

陳煥鏞與錢崇澍、鄭萬鈞、劉玉壺、陳邦傑

陳煥鏞教授 (1890-1971)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序言：在癲狂的百年歲月裡.守護華人科學的無私燈火
繼往開來：從陳煥鏞到秦仁昌的學術星河

圖片背景：為香港特有植物煥鏞箣竹 (Bambusa chunii) , 1980 年首次在香港新界元朗錦田的高埔村被發現。經植物學家賈良智、馮學琳鑑定為新品種後, 以陳煥鏞教授的字名定名, 以紀念他在植物學的偉大貢獻, 然而陳教授與香港的另一關係, 是他出生於香港, 香港與他的成長以及發展關係密不可分。也是香港人的光榮。(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繼早前編寫了紀念中國蕨類植物學奠基人秦仁昌教授逝世四十周年的專題後, 筆者的筆尖再次沉浸於歷史的墨水之中, 編寫了這篇關於陳煥鏞教授的紀念專題。這兩個專題, 雖以兩位在中國植物學界泰山北斗核心人物為題要, 但在實際的撰寫與資料搜集過程中, 筆者並未止步於兩位巨擘的個人生平, 而是以此為引, 在專題之內旁徵博引, 分支介紹了更多在歷史洪流中默默耕耘的中國植物學家。

這群在綠野與標本室間度過一生的學者, 是華人的驕傲, 更是世界植物學史上的驕傲。走進他們的精神世界, 筆者愈發深刻地體會到, 研究植物或者解構複雜的植物分類系統, 絕對不是一件冰冷、枯燥的學術公式, 更不是單單一門為了在象牙塔內爭名逐利、各自獲得論文發表數量和頭銜好處的「專業工作」。這是一項屬於全人類與這片土地的共同事業。這條漫長而艱辛的科學道路, 是由前輩們在滿目瘡痍的舊中國荒野中, 用雙腳一步一步丈量出來的。他們點燃了火種, 然後在歷史的風雨中小心翼翼地交棒下來；而今天我們記錄歷史, 也是為了將這個火種繼續交棒下去。這種代代相傳的信念, 是全然無私的, 其終極的關懷, 不過是為了我們所共同居住、生長於斯的這片黃土地與綠色自然。

痛史難忘：被烏煙瘴氣蹂躪的科學與尊嚴

然而, 當我們翻開這本由華人植物學家血汗寫成的植物誌時, 背後那一頁頁近代中國史, 卻令人痛心疾首。自從這片土地進入「共和」與近代化轉型後, 迎接知識份子的, 不是科學的春天, 而是無盡的黑暗與癲狂。先是軍閥割據、軍閥混戰, 繼而是日本侵華的慘烈浩劫, 無數珍貴的植物標本、文獻在戰火中付之一炬, 科學家們不得不背負著國家命運流離失所；赤色政權讓神州大地生靈塗炭, 科研經費與環境無從談起；緊接著又是痛徹心扉的國家內戰。

更令人無比悲憤與痛心的是, 隨之而來那場以異端思想進行統治的癲狂時代。在那些黑白顛倒、理性喪失的歲月裡, 神聖的科學被冠上莫須有的罪名, 科學家應有的尊嚴與人格被踐踏殆盡。原本應該在實驗室與山林間為國家尋找未來的棟樑之材, 卻在批鬥、羞辱與政治狂熱中折翼凋零。整個國家的知識體系與道德底線, 被弄得烏煙瘴氣、面目全非。這是一個令中國人百年以來感到最為恥辱、最為痛心的時代。而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 這個扭曲的時代遺毒, 其實並未真正過去。那些對知識的蔑視、對人性的禁錮, 依舊在歷史的陰影中蠢蠢欲動。請大家務必緊記這段血淚史, 不歷史的苦難不僅僅是過去的符號, 更是對當下的警鐘。但在這最深沉的黑暗中, 我們依然要為那尚未到來、真正屬於人民與理性的美好將來, 在心中留存著一點火熱的期盼。

結語：自然、人民與大師的警示

自然科學與人民科學, 從來都是密不可分的。科學家們研究的一草一木, 最終都是為了這片土地上的生靈與百姓能活得更有尊嚴、更加富足。這份跨越學科的家國情懷, 正如同當年弘一大師 (李叔同) 在國家危亡之際所留下的惕勵名言：「唸佛不忘救國, 救國不忘唸佛。」對於研究格物致知的我們而言, 亦是如此～「研究科學不忘這片土地與人民, 關懷土地與人民亦不能遺忘科學的求真精神。」陳煥鏞教授、秦仁昌教授, 以及無數名字隱沒在歷史塵埃中的華人植物學家, 他們用一生的坎坷與執著, 完美地實踐了這種大愛。在二零二六年六月的這場漫天暴雨中, 但願這些文字能成為一盞微弱卻堅定的燈火, 照亮前路, 莫失莫忘。

延陵格物研究

2026.6.30

陳煥鏞的成長

童年時代的陳煥鏞, 這個時期的他笑容中己帶出種優雅氣質。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陳煥鏞 (1890-1971) 字文農號韶鐘, 為20世紀中國植物分類學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其學術成就之形成, 與其家世背景及早年教育經歷密不可分。陳氏生於香港, 時值晚清與殖民地社會交錯之際, 此一特殊地理與文化環境, 使其自幼即有機會接觸中西並存的教育資源, 為其日後走向現代科學研究奠定基礎。就家世而言, 陳煥鏞出身廣東新會一帶之士紳家庭, 陳煥鏞之所以能在近代中國植物學史上開創一番事業, 與其家世背景密切相關。其父陳言, 字善言, 號藹亭, 廣東新會人, 早年肄業香港聖保羅書院, 曾任香港裁判處通事、香港《德臣報》翻譯及副主筆, 並參與創辦《中外新聞七日報》, 後獨立發行並改名《華字日報》, 在香港華文報業初期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1878年, 陳言出任清廷駐美國使館參贊, 旋即轉任駐古巴領事, 其後又升任駐古巴總領事, 成為晚清少數具備中西語文能力、並長期處理對外事務的外交人員之一。陳煥鏞出生於香港, 母親為西班牙裔古巴人, 這種跨地域、跨文化的家庭背景, 使其自幼即處於中西交流的特殊環境之中, 亦為其日後赴美求學、接觸現代植物學訓練, 提供了重要的成長基礎。從這一家庭脈絡觀之, 陳煥鏞後來在哈佛大學接受系統科學訓練, 並最終投身中國植物分類學研究, 並非偶然, 而是其家世、時代與個人志向共同作用的結果。

其父輩具傳統士人背景, 重視教育與學問, 對其成長影響深遠。在晚清以降社會轉型之際, 傳統科舉制度逐漸瓦解, 取而代之的是新式學堂與留學制度的興起, 陳氏家庭亦順應時勢, 支持其接受現代教育。其母親則在家庭教養中扮演穩定而關鍵的角色, 使其在中西文化交會之環境中, 仍能保持嚴謹自律之學習態度與人格修養。香港作為其出生地, 不僅提供了相對開放的教育條件, 亦使其較早接觸西方自然科學知識。此一背景, 對其日後選擇植物學作為專業方向, 具有潛在而長遠的影響。在20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普遍面臨「中學與西學」調適問題之際, 陳煥鏞的成長環境, 使其較能自然地銜接兩種知識體系。1913年, 陳煥鏞赴美國留學, 進入哈佛大學深造, 主修植物學。在哈佛期間, 他接受了系統而嚴格的現代植物分類學訓練, 並在當時國際一流學術環境中, 建立起紮實的理論基礎與研究方法。其學業表現優異, 不僅在課業成績上名列前茅, 亦積極參與標本研究與分類實踐, 逐步展現出對植物分類學的專業潛力。在哈佛求學的數年間 (1913–1919) , 陳煥鏞不僅完成學位課程並獲得碩士學位, 亦透過接觸大量來自全球各地的植物標本與學術資源, 深刻體認到當時中國植物標本多為西方機構所收藏之現實。此一經驗, 對其學術志向產生關鍵影響, 促使其在學成歸國後, 致力建立屬於中國自身的植物標本體系與研究機構, 從而改變中國植物學長期依賴外國資料的局面。

就讀哈佛大學時代的陳煥鏞。(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年輕時代的陳煥鏞。(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哈佛大學畢業之後, 陳煥鏞的人生選擇, 實際上反映了20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常見的一種回應方式：即在接受西方現代學術訓練後, 並不以留居海外作為最終歸宿, 而是將所學帶回中國, 投身本土知識體系與學術制度的建立。對陳煥鏞而言, 哈佛所提供的不僅是植物學知識與分類學方法, 更重要的是使他親眼見到近代博物學與標本制度如何運作, 也讓他意識到, 中國豐富的植物資源與研究材料, 長期未能在本土獲得充分整理與保存。這種經歷, 對他日後的學術方向, 具有決定性影響。他之所以選擇回國發展, 並非單純出於地理上的返回, 而是出於一種明確的知識責任感。當時中國正處於新舊交替、內外激盪的時代, 現代學科體系尚在建立之中, 植物學更是起步不久的領域。陳煥鏞深知, 若中國的植物標本、分類研究與學術訓練繼續依附於外國機構, 則本土自然資源的認識權、命名權與研究主導權, 便難以真正建立。因此, 他選擇回到中國, 並先後在多所高等院校任教, 將哈佛所學轉化為本土教育與研究的基礎。

從人生道路來看, 陳煥鏞的回國, 亦可理解為一種知識分工上的再定位。他沒有把西方學術經驗視為個人向上流動的終點, 而是將其轉化為建構中國植物學的起點。無論是日後參與標本館建設、培養植物學人才, 還是在動盪時期保存珍貴植物標本, 他的工作都顯示出一種清晰的歷史自覺：即科學研究不應只是個人學術成就, 更應服務於一個國家在現代知識體系中的自主建立。因此, 陳煥鏞由哈佛回到中國, 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歸國任職」故事, 而是一種將個人學術生命嵌入國家知識建設的選擇。他在海外獲得的訓練, 使他看見中國植物學發展的不足；而他最終選擇回來, 則表明他並未把西方視為唯一的學術中心, 而是相信中國自身也可以、也應該建立起屬於自己的植物學研究體系。這種選擇, 正是他一生學術志業的真正起點。

陳煥鏞首次前往瓊島研究

1919年秋天陳煥鏞首次前往瓊島 (海南島) 進行考察時在山巔上留影。(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陳煥鏞於1919年自哈佛學成歸國後, 應哈佛之委託率先前往海南島五指山一帶開展植物採集, 這次實地工作可視為他早期學術實踐的重要起點。在海南的田野採集中, 陳氏採用當時國際博物學界通行的標本採集與製備程序：系統化地在不同海拔與生境設置採集路線、記錄採集地的環境註記 (海拔、土壤、伴生植物等) , 以新聞紙或專用標本紙臨時乾燥樣本, 並於回歸研究機構後進行脫水、定名與入館保存。這種方法論上承接他在哈佛接受的標本館學訓練, 同時因應華南熱帶與亞熱帶植被的特殊性, 強調縱向 (海拔) 與橫斷 (生境類型) 取樣的完整性, 為後來系統地整理海南植物區系留下了關鍵實物基礎。陳氏在海南的採集不僅補足了當時中國植物標本的地理空白, 也促成了國內對華南熱帶植物研究興趣的擴展。其所採集並送存之標本, 後來成為國內外學者 (包括日本及臺灣學界) 整理海南植物資料的重要依據, 對後續發表的區系總覽與分類學論著具有實證價值。此外, 海南採集經驗亦使陳氏深刻體認到建立國內標本館與培養專業分類學人才之迫切性, 這一認知直接促成他回國後在高校與研究機構的組織建設行動。在職業發展路徑上, 1920年代至1930年代間, 陳煥鏞先後在金陵大學、國立東南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及廣西大學任教, 並於中山大學與廣西大學分別創立或主持植物研究相關的研究所 (農林植物研究所、經濟植物研究所) , 兼任所長, 推動教學與標本館建設。 1933年, 他與錢崇澍、胡先驌等同儕共同發起創立了中國植物學會, 參與建立國內植物學學術網絡與專業交流平台, 標誌著中國植物學從散見的學術活動逐步走向制度化與專業化。

陳煥鏞與研究植物的友人在野外考察時留影。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以中國代表團團長身份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1929年在雅加達舉行第四屆太平洋科學大會情況 (Fourth Pacific Science Congress) 前排左起第六位是陳煥鏞教授。陳煥鏞分別在1930年擔任中國代表團團長, 出席了在劍橋大學舉行的第五屆國際植物學大會。1935年擔任團長出席了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舉行的第六屆國際植物學大會, 及1951年擔任團長出席了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的南亞栽培植物起源與分佈研討會。(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陳煥鏞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的國際學術參與, 既是其個人學術地位的外在表徵, 也是中國植物學逐步走向國際化的重要標誌。歸國後, 他不僅在教學與標本採集上持續投入, 亦多次以代表團長或主要代表身分, 率領中國學者出席國際植物學會議與區域科學論壇。作為團長, 他的職責不僅是代表中國學界出席會議, 發表或協同發表學術報告, 亦包含組織代表團成員、與外方學會洽商學術交流事務、安排學術參訪 (如參觀外國標本館、植物園與研究機構) , 以及在會議後促成標本交換、期刊互訪與合作研究計劃。
這類國際交流對他及其所屬機構產生了數方面的重要影響。其一, 會議提供了最新的分類學理論、命名規範與博物館標準作業程序, 使陳氏能即時將國際通行的分類方法、標本處置技術與館藏管理經驗引入中國, 提升國內標本館之專業水準。其二, 作為代表團長, 他在國際場合所建立的人脈與聲望, 有助於取得外國機構對中國標本之互惠支持, 例如借閱外方典藏以比對模式標本、交換標本複本或邀請外方專家來華指導, 這些實務性互動直接促進了本土分類學研究的質量提升。其三, 國際會議上的討論 (尤其是關於命名準則、種群界定與界域學派爭議) 也使陳氏在回國後能更自信地在學界倡議中國在植物命名與分類話語權的參與, 進一步推動本土學術話語體系的建構。
具體操作上, 陳氏在出國期間常利用會議間隙, 訪問外國重要的自然史博物館與大學標本館, 檢視長期由外國收藏之中國標本, 並與該等機構討論標本借閱與複製之可能性；回國後, 他將從會議與訪問中獲得的技術細節、館藏情報與學術聯繫, 用於改良國內標本製備流程、擴充館藏索引, 以及培訓學生與館員, 形成「國際觀察—本土改造—人才培育」的循環。這種由會議與訪問引發的知識轉移, 不僅體現在標本與方法層面, 也延伸為學術制度的制度化 (如發起或參與國內學會、期刊創辦與學術會議的舉辦) 。從史學角度來看, 陳煥鏞以團長身分出席國際會議的意義, 不僅是個人名望的體現, 更象徵著中國植物學在國際學術體系中逐步獲得代表性發言權的過程。這一過程中, 個別學者 (如陳氏) 既是知識接受者, 也是知識制度翻譯者與再生產者：他們把外來的方法與制度帶回國, 經由教學、標本館運作與學術組織, 將之在本土化的過程中轉化為可持續的學術基礎。

抗戰峰火燃燒保衛學術標本的代價

上圖：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香港辦事處 (1938-1942年) 馬頭圍道314號。下圖：昔日的香港辦事處早已重建, 但昔日鄰近殘留下來的樓柱仍依然可見當時建築風格。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香港辦事處。(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在抗日戰爭爆發並迅速擴散之後, 中國的高校、研究機構與博物館面臨前所未有的生存與保存危機。對於以實物為基礎的分類學研究而言, 模式標本、採集卡與分類筆記是知識的核心；一旦遭受戰火破壞或流散, 便難以復原。面對此一形勢, 陳煥鏞將標本保護視為其首要責任, 並以極大的勇氣與組織能量, 展開了一系列保存、轉移與臨時保管的工作。其防護策略可分為三個階段。首先, 他在戰事尚未波及時即進行風險評估, 將標本、書籍與重要器材分級列冊, 據以決定優先保護與運輸的物項, 這一作法源於他在標本館管理中對館藏價值與脆弱性的長期理解。其次, 當局勢明顯惡化且主要城市存在被佔風險時, 他組織並親自監督將大量標本打包、標記與登記, 然後利用可行的交通路線將之運出受威脅地區。其中, 採用鐵路 (如九廣鐵路) 向外轉運, 並短暫存放於相對安全或可運抵之地, 是其在實務上常用的方法；在若干時期, 亦以香港為中繼與暫存地, 因為香港在特定時間點仍具相對的港口與運輸優勢, 可作為暫時保障館藏的場所。陳煥鏞將標本保護視為其首要責任, 並以極大的勇氣與組織能量, 展開了一系列保存、轉移與臨時保管的工作。當時他把陸續搶救回來的植物標本, 暫時存放於香港馬頭圍道314號樓宇, 作為營運與儲存的臨時地址, 以便在戰亂環境下維持最基本的館務整理與標本保存工作。

第三階段則為在中繼地設置臨時保管點與辦公處所, 進行分類整理與後續安排。為確保存放安全, 陳氏透過其社會關係網及家族資源, 租用或借用倉庫、洋房與辦公室作短期儲存, 並委託信賴之同事與親屬共同看管；同時, 他亦安排把最重要的模式標本與文獻分散存放於數處, 以降低一次性毀損或掠奪造成的損失。這類以「分散儲存、集中管理」為原則的防護措施, 在戰時保存文化與科學資產上, 顯示出高度的實務智慧與風險意識。

除了物理層面的搬運與儲存, 陳煥鏞還面臨複雜的倫理與政治抉擇。當時中國多地陷落、政權更替與佔領當局的施政使得研究人員面臨是否留下守護館藏、或以撤離換取物資安全的艱難選擇。陳氏在多次場合表現出以保全館藏為優先的態度：一方面, 他試圖保持研究所或標本室的運作與名義, 使館藏在制度上不致突然流失；另一方面, 為了確保標本得以延續保存, 他不得不採取與當地或臨時掌權機構協商、出具文件以保障物資處置的實務手段。這類行為在戰後常被誤解或放大解讀為與佔領當局之妥協, 但從史料與當時語境分析, 更多時候應被理解為一種「以保存為優先」的現實策略：學者以其名譽或制度名義換取標本與文獻的生存空間, 從長期文化保存角度看, 這種選擇往往挽救了大量不可再生的科學資源。在搬遷與保管過程中, 標本的技術性保護亦是陳氏親自操持的重點：他指導同仁使用當時能取得的最佳乾燥與封存方法, 並強調採集卡、標本標記之完整保留, 確保未來能以最低信息損耗重建標本背景資料。對於液浸標本與種子、脆弱的紙本資料, 他要求採用防潮、防蟲的措置, 並在能及時整理的條件下, 盡量完成複製與影印 (或抄錄) 工作, 降低信息因實物毀損而完全消失的風險。

陳煥鏞的努力取得了局部而重要的成功：許多原屬高校與研究所的珍貴標本及書籍得以從戰火中轉移、保存, 成為戰後重建國內植物研究基礎的核心資源。這些存續下來的標本, 不僅為戰後植物分類學的恢復與繼承提供了物質基礎, 也為後來建立華南植物研究所與植物園提供了第一手藏品與研究資料。然而, 這些舉措也帶來後續的歷史爭議與個人命運的考驗：在戰後的政治環境中, 如何評估戰時所作的某些交換與協議, 曾使涉及者面臨名譽審視與政治審查；對於陳氏而言, 其為保護學術資產所做的務實選擇, 曾一度引發有關合作與抵抗邊界的指控與誤解, 直到戰後國內外同行對其行為給予理解與支持, 相關的誤會才逐漸平反。從學術史角度觀察, 陳煥鏞在抗戰期間之行動, 體現了科學工作者在極端條件下的職業倫理轉向：當研究活動的持續已無法與標本與知識資產的保存並行時, 保存成為最重要的義務；而為此所做的實務妥協, 應置於戰時保全策略與長期知識保存的框架下理解。正是這種把短期風險最小化、把長期科學資源完整性置於首位的判斷, 使得中國許多珍貴的植物標本在戰後仍能繼續支持分類研究、區系整理與教育訓練, 成為後世學術發展不可或缺的基礎。

1934年時農林植物研究所展覽室。(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陳焕鏞為保存標本文獻忍辱負重

1937年爆發的盧溝橋事變後。北平的靜生生物所、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和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等機構, 都因為缺乏準備, 致使許多標本資料不是落入敵手, 就是被戰火焚毀。陳煥鏞得知這種情況後, 在日軍進攻廣州之前, 就把農林研究所的標本和圖書分批運往九龍, 保存在陳氏家族的一個倉庫裡面。遷港之後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後, 1941年12月香港被日軍佔領, 因有人舉報農林植物所是「重慶敵產」, 遂遭日軍搜查, 致使所內15萬號珍貴的植物標本、4000余部中外圖書和許多儀器被查封。因此, 如何保護這批珍貴的標本及科研資料, 成為陳煥鏞當時最需要解決的問題。在這期間南京汪精衛政權的廣東省教育廳廳長林汝珩來訪表示, 只要陳煥鏞把香港農林所搬回廣州, 就可以繼續從事研究工作。陳煥鏞召開全所會議, 決定遷回廣州。對於這件事, 陳煥鏞的同事何椿年在1952年的交代材料中說, 當時陳所長表示「目前只有先將本所物質, 設法脫離日寇掌握, 將其運回中國大陸任何地方, 才有歸還國家的希望。他本人願將名譽生命做孤注一擲, 作為最後掙扎。所中同人, 有願留者則聽之, 但須準備殺頭處分；不願留者, 設法籌集川資, 送返大陸。 (見《華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胡宗剛著第100頁及第109頁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3年出版) 。

陳焕鏞被誣陷為「文化漢奸」, 主要不是因為他真正做過附敵賣國之事, 而是因為戰時處境複雜、戰後政治氣氛轉變, 加上他在淪陷期間堅守研究機構、保存標本與繼續學術工作, 結果在某些人眼中反而成了可被攻擊的把柄。從你提供的材料看, 這個指控更像是戰後政治清算與輿論誤讀下的產物, 而不是基於他實際行為的公正判斷。在抗戰期間, 廣州淪陷後, 日本戰車曾碾過研究所門前, 陳焕鏞仍死守研究所, 並對員工說出「必要時與研究所共存亡」這類話。他的核心關切是保住研究機構、標本與學術命脈, 而不是與侵略者合作。可是在戰爭與淪陷環境中, 只要一個人仍留在原地、仍維持機構運作, 戰後就很容易被某些人倒過來解讀, 懷疑其是否「屈從」或「妥協」。

更關鍵的是, 戰後的政治環境並不寬容。1945年以後, 社會上對「漢奸」「附敵」的追究非常嚴厲, 很多人一旦在淪陷時期仍從事公共工作、機構管理或文化學術活動, 都可能被貼上標籤。陳焕鏞又曾在信中表露過疲憊、沮喪與無奈, 這些私人情緒若被斷章取義, 也容易被拿來作為「立場可疑」的旁證, 但這並不能等同於他真的出賣國家。從家屬回憶來看, 他對國家與學術的忠誠其實非常清楚。陳都提到, 中共建政初年後又投入華南植物園建設、人才培養和《中國植物志》編寫。文革時期遭受到中共紅衛兵折磨, 精神與肉體的迫害, 陳氏依然仍堅持研究工作, 若他然真的有附敵行為, 那麼陳氏文化大革命之初, 美國曾邀請他移居, 他卻堅持不肯定, 放不下其一生的研究事業, 「文化漢奸」之說, 毫無疑問是一種誣陷, 這類誣指往往反映的是時代的殘酷, 戰爭把人逼到只能在非常有限的條件下做選擇, 而戰後社會卻常用「非黑即白」的方式重新審判那些曾在淪陷區堅持工作的人。陳焕鏞的處境正是如此！他不是因為趨炎附勢而留下, 而是因為他要守住標本、研究所和一整套尚未成熟的中國植物學事業。也正因如此被誣為「文化漢奸」這件事。

陳煥鏞被排除中央研究院院士之外

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是依學科分組選出的, 中央研究院院士是 1948年公布的；第一屆院士名單於1948年3月選出, 並在同年4月正式公布。其中「生物組」中胡先驌及錢崇澍當選。但陳煥鏞雖然是近代植物分類學的奠基人之一, 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 並一手創建了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 (現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前身) 。他在抗戰前學術聲望極高, 曾被選任為中研院第一、二屆評議員, 在學術實力上絕對具備第一屆院士的候選資格。因淪陷期間的去留與「附逆」指控, 抗日戰爭爆發後, 日軍侵佔廣州與香港, 陳煥鏞為了保護他二十多年來辛辛苦苦採集、極易毀於戰火的珍貴植物標本與圖書, 選擇留下來。在心焦標本出路的情況下, 他接受了汪精衛偽政府廣東大學的聘任, 出任偽廣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所長。雖然他的初衷完全是為了維持科學研究、保全國家植物標本, 但在政治層面上, 這被國民政府視為「叛國附逆」的行為。抗戰勝利後, 國民政府對文化界、教育界的「附逆」學者展開清查。當時中研院評議會由代理議長朱家驊呈報中央, 認定陳煥鏞在淪陷期間的行為屬於附逆, 經評議會第二次年會議決, 正式將陳煥鏞除名, 並依法由另一位著名植物學家錢崇澍繼任評議員資格。由於在1947至1948年院士籌備與選舉期間, 陳煥鏞正身處這場政治海嘯中, 根本不可能獲得中研院的院士候選人提名。他的學術貢獻最終在另一時空得到承認。共產黨執政後, 陳煥鏞繼續留在大陸主持華南植物研究所。到了1955年, 他在中國科學院第一批學部委員 (現改稱院士) 的評選中順利當選, 這也算是在學術生涯後期重新獲得了頂級榮譽的肯定。

植物分類學家陳煥鏞教授 (右一) 出席學術會議, 與會者還有植物生態學家侯學煜教授 (左一) 古植物學家徐仁教授 (左二) 、植物生理學家殷宏章教授 (右二) 等植物學界人士。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四十年代未的陳煥鏞教授。(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抗日戰爭結束後, 陳煥鏞隨即著手整理戰時分散各地的教學資源與植物標本, 並逐步恢復植物學教學與研究工作。這一時期, 他的任務不只是「復原」戰前的學術秩序, 更是把多年戰火中搶救下來的標本、文獻與設備重新編組, 使之回復為可供教學與研究使用的基礎資源。對陳煥鏞而言, 標本不是靜態的收藏品, 而是課堂教學、分類鑒定與後續研究的核心材料, 因此戰後重建工作的重點, 便是把分散與受損的資料重新納入一個可以運作的學術系統之中。然而, 1947至1949年間, 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內戰再度改變了中國的政治格局, 學術界也必須在不穩定的局勢中重新判斷自身去向。從現有資料看, 陳煥鏞並未把自己定位為單純「避亂」的流動學者, 而是以保存與延續植物學研究為優先, 最終選擇留在中國大陸, 並在新政權建立後繼續其學術事業。1949年前後, 他由香港前往桂林, 象徵性地迎接新政權的成立；此後, 他的工作重心逐步轉向華南地區植物學研究的制度重整與人才培育, 顯示其對新中國(中共建立的政權)科研體制抱持相當程度的認同與投入。從歷史意義來看, 陳煥鏞的選擇並非僅是個人去留問題, 而是將自身生命史與中國現代植物學的制度轉型緊密綁定。他在戰後恢復教學、在政局更迭中仍維持研究連續性, 說明其最重視的不是短期政治風向, 而是標本、學術與人才之間能否在新時代持續接軌。新中國(中共建立的政權)成立後, 他的事業迎來新的發展, 華南植物園及相關研究機構的規劃、植物分類學人才的培養, 以及區域植物志工作的推進, 都使他在新政權之下延續了此前數十年累積的學術使命。

1949年國共內戰後的陳煥鏞教授

民國卅八年時期的陳煥鏞教授, 國共內戰再起峰火, 中國植物家們又再面對另一次的挑戰。(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1949年前後很多知識分子的去留, 主要不是單純的政治口號選擇, 加上之前名譽誣陷事件, 國民政府與陳煥鏞教授之間嫌隙甚大, 加上牽涉到研究機構、標本、教學資源與個人生活的現實安排。對陳煥鏞而言, 他多年來投入的標本館、植物研究所、採集資料與學生群體, 都在華南一帶；抗戰期間他已多次以「保全標本」為優先, 這種行事邏輯延續到戰後與內戰末期, 就不難理解他為何沒有隨國民政府南撤或赴台, 而是選擇留在大陸繼續推動植物學研究 , 他的決定更像是一種學術責任的延續, 而不是單純的政黨歸屬。從已知資料看, 新中國成立後他仍持續擔任華南地區植物研究的重要角色, 並參與研究機構重整與人才培養, 這表示他至少在實踐層面接受了新政權所提供的科研空間, 並把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植物學事業本身。1949年前後陳煥鏞的選擇, 並非出於明確的政治表態, 而是基於他一貫堅持的學術使命。經歷戰亂中標本搶救與遷移的考驗後, 他更重視的是研究資產能否延續、學生與機構能否保存, 以及中國植物學能否在新時代中繼續發展。因此, 他最終沒有隨國民政府赴台, 而是留在大陸, 在新中國的體制下繼續從事植物分類學與研究機構建設工作。

1951年陳煥鏞教授與吳征鎰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的南亞栽培植物起源與分佈研討會留影。(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1953年中共建政初期中山大學與中國科學院商議移交農林植物研究所事宜。 (前排左起) 呂逸卿、王越、許崇清、馮乃超、吳徵鎰。 (後排左起) 丁穎、簡焯波、陳煥鏞、吳印禪等植物學家與會留影。(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陳煥鏞重整華南植物園

1956年11月陳煥鏞教授 (中) 張肇騫教授 (右一) 、陳封懷教授 (左一) 正在研究規劃廣州華南植物園的建園的建園工作。(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華南植物園的建設可追溯至20世紀20年代末, 其核心推動者陳煥鏞教授, 早於1920年代中期已開始醞釀在華南建立現代植物研究機構的構想。1929年, 在其主導與多方奔走下, 「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於廣州正式成立, 這一機構即為日後華南植物園的前身。建園初期, 面對經費短缺與科研條件不足的現實困境, 陳教授不僅親自參與選址 (最終確定於廣州龍洞一帶) , 還主導整體規劃, 包括試驗區、引種區與分類研究區等功能分區的設計。

在1930年代的早期發展階段, 陳教授將工作重點放在基礎資源的積累上。他組織多次華南地區野外考察, 系統採集嶺南及周邊地區植物標本, 逐步建立起具有區域特色的植物標本館與活體植物收集體系。同時, 他積極與國際植物學界建立聯繫, 引進分類學方法與標本交換制度, 使研究所迅速融入當時的國際學術網絡。抗日戰爭期間 (1937–1945) , 研究工作一度受到嚴重干擾, 但陳教授仍盡力維持核心標本與研究人員的安全, 為戰後重建保存了關鍵基礎。戰後至1950年代, 隨著中國科學體制逐步重組, 該研究機構轉隸中國科學院, 並在1954年前後正式發展為「華南植物研究所」, 其後逐步擴建為今日的華南植物園。在這一階段, 陳教授繼續推動經濟植物引種與馴化研究, 使機構不僅具備基礎科學研究能力, 亦能服務農業與林業發展需求。

陳煥鏞教授以1929年的創建為起點, 歷經戰前奠基、戰時維持與戰後重建三個階段, 逐步將一個初具雛形的研究所發展為中國熱帶與亞熱帶植物學研究的重要基地, 其建設歷程既反映了個人學術理想的實踐, 也體現了近代中國科學機構制度化發展的歷史軌跡。

陳煥鏞教授在研究工作中。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陳煥鏞教授定名的木蘭科植物觀光木 (Tsoongiodendron odorum )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觀光木學名 Tsoongiodendron odorum Chun, 1963, 為木蘭科觀光木屬下之單種植物。據植物分類史記載, 此種植物最初由植物學家鍾觀光於1919年在廣西十萬大山邊境那良地區採得。其後陳煥鏞教授於1963年根據所獲標本進行研究, 確認其形態特徵具有獨立的分類地位, 不僅將之定名為「觀光木」, 並且建立新屬「觀光木屬」Tsoongiodendron, 以紀念鍾觀光在中國植物學調查與分類工作上的貢獻。

陳煥鏞教授的藏書

《Elementa Latina》 (副標題為 Latin Lessons for Beginners) , 由 W.H. Morris 撰寫, 是一部非常經典的拉丁語初學者教科書。由著名的Longmans, Green, and Co. 出版社菸 1914年在倫敦、紐約、孟買和加爾各答發行的第33次印purx (Thirty-Third Impression) •1. 基礎語法與詞彙入門：這本書專為完全沒有拉丁語基礎的學生設計, 主要介紹拉丁語的基礎語法, 包括名詞和動詞的詞形變化 (Inflexions) 、基本句型構造以及初學者必學的核心詞彙。2. 循序漸進的課堂練習：全書包含約50 課的精簡課程。每課都配有相應的練習題, 引導學生如何將英語句子翻譯成拉丁語, 或將拉丁語翻譯成英語, 藉此掌握簡單句子的建構邏輯。3. 隨書附帶完整詞彙表：正如扉頁所寫的"With Complete Vocabularies”, 書末附有完整的拉丁語-英語詞彙對照表, 方便學生在做閱讀和翻譯練習時隨時查閱。

這本書最早於19世紀中葉 (約1855年) 首次出版, 在英美等西方國家的古典教育中風行了數十年, 是研究西方早期古典語文教育的重要歷史文獻。植物分類學與拉丁語的必然聯繫：在現代生物學中, 所有植物的學名 (Scientific Name) 和科學描述在歷史上都必須使用植物學拉丁文 (Botanical Latin) 。作為近代植物分類學的宗師, 陳煥鏞一生命名了數百個植物新種及新屬。為了能夠精準地查閱早期西方植物誌, 並用嚴謹的拉丁文撰寫新物種的發表報告, 掌握扎實的拉丁語語法是必不可少的科學基本功。這本拉丁語初學者教材, 正見證了他早年苦讀古典語言、為日後科學研究築基的歷程。科學描述在歷史上都必須使用植物學拉丁文 (Botanical Latin) 。作為近代植物分類學的宗師, 陳煥鏞一生命名了數百個植物新種及新屬。為了能夠精準地查閱早期西方植物誌, 並用嚴謹的拉丁文撰寫新物種的發表報告, 掌握扎實的拉丁語語法是必不可少的科學基本功。這本拉丁語初學者教材, 正見證了他早年苦讀古典語言、為日後科學研究築基的歷程。書本不僅是一本古籍, 更是中國近代第一代科學家在海內外求學、將西方科學引進中國的珍貴實物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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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植物泰斗的錢崇澍教授
　

被譽為中國植物泰斗的錢崇澍教授, 在中國植物學研究分類學上擁有極崇高的地位。(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1910年第二批庚款留美生合影, 據說當中亦包括錢崇澍。(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錢崇澍是中國近代植物學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而他早年的求學經歷, 正好折射出清末民初新舊學制交替下知識分子的轉型軌跡。早年家學與啟蒙, 錢崇澍, 字雨農, 1883年出生於浙江海寧一個書香世家。據記載, 他自幼勤奮好學, 早年先在家中私塾讀書, 打下傳統經學與古典漢學的基礎。這種由私塾啟蒙、再進入新式學堂的路徑, 在晚清士人中並不少見, 但錢崇澍的特別之處, 在於他很早便完成了由科舉向現代學校教育的轉身。1904年, 錢崇澍考中秀才。次年清廷廢除科舉制度, 傳統仕途驟然中斷, 但他沒有停留在舊式功名體系之中, 而是轉入上海南洋公學求學。這一步很關鍵, 因為南洋公學屬於當時重要的新式學校, 重視近代科學與實用知識, 對他後來走向植物學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據校史資料與相關傳記記載, 錢崇澍於1905年前後進入上海南洋公學學習, 並在完成學業後獲保送至唐山路礦學堂 (今西南交通大學) 繼續深造。這段經歷顯示出他在青年時期已受到相當系統的理工訓練, 而不只是停留於一般文史教育。對一位日後成為植物學家的學者而言, 這種跨入近代學校體系的早期訓練, 為他日後接觸自然科學、接受實驗與分類學方法, 提供了重要基礎。錢崇澍後來又入選第二屆庚子賠款留學生, 赴美國留學, 先後在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學習。他於1910年至1916年間在美國完成學業, 並在芝加哥大學獲得碩士學位。這段留學經歷使他正式進入近代植物學的國際學術脈絡, 也使他成為中國早期數位受過系統現代植物學訓練的人才之一, 若從學術史角度看, 錢崇澍的早年求學並不只是個人奮進的故事, 而是中國近代知識體制變遷的一個縮影。他從私塾出發, 經秀才、南洋公學、唐山路礦學堂, 再到美國大學深造, 完整跨越了傳統士子與現代科學家的兩種成長模式。正因如此, 他後來在中國植物學的建設、教材編寫與學科制度化方面, 能夠兼具中國傳統學養與現代科學訓練的雙重背景。

錢崇澍的學術生命橫跨民國與新中國兩個時代, 既參與了中國現代植物學學科的建立, 也在1950年代以後投身國家科研體制的重整與學科建設。若從中國植物學史來看, 他不僅是研究者, 更是學科制度、教材編寫與人才培養的重要推動者。錢崇澍1916年學成回國後, 先後在江蘇甲種農業學校、金陵大學、東南大學、清華大學、廈門大學、北京農業大學等校任教, 把近代植物學知識系統地帶入中國高等教育體系。 1923年, 他與鄒秉文、胡先驌合編中國第一部大學層次的植物學教材《高等植物學》, 這部書對中國植物學課程標準化有重要意義。他在1927年發表《安徽黃山植物之初步觀察》, 被視為中國植物地理學、植物區系學與植物生態學方面較早的重要成果之一。在研究方法上, 錢崇澍很早就強調野外考察與標本研究相結合, 這使他的工作不只停留在書齋式分類, 而是直接連結中國本土植物資源的整理與認識。 1916年與1917年發表的有關植物分類和植物生理的論文, 也被概括為中國學者在這些領域的早期開拓性著作。這些成果的共同特徵, 是把歐洲近代植物學的方法引入中國, 同時努力建立中國自己的研究對象、資料系統與學術語言。

錢崇澍在民國時期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是把植物學從零散知識逐步推向學科化。他在多所大學任教時, 重視課程建設與標本室設置, 推動植物學教學、研究與區系調查並行發展。 1933年, 他又參與創建中國植物學會, 這對植物學界的組織化與同行交流具有長遠影響。他的學生與同道回憶中, 錢崇澍不僅重視科研, 也特別重視後學培養, 這使他在中國植物學史上的地位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學者」, 而更接近一位學科建設者。 1948年, 他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代表當時學術界對其貢獻的肯定。

錢崇澍教授在研究工作時的情況。(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中共政權成立後, 1950年代錢崇澍進入中國科學院體系, 先後擔任植物分類研究所、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員兼所長, 成為新中國植物學研究制度重建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1955年, 他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這顯示他在新政權成立後仍獲得學術地位承認。到1959年, 他又牽頭組織《中國植物志》的編研工作, 並與陳煥鏞共同主持, 這是他晚年最具代表性的學術工程之一。作為科學界元老, 錢崇澍在1949年前曾與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等機構有極深的歷史淵源。在1950年代初的歷次政治運動和幹部審查中, 他被嚴格要求檢討並交代留學外國以及涉足台灣的歷史問題。這類政治檔案調查往往具有「終身性」, 導致他與秉志、莊長恭等科學家在後續的運動中, 陷入了所謂「永遠也交代不清」的歷史包袱中。 1953年至1955年間, 中國科學院籌備建立「學部委員」體制 (即後來的院士體制) 。中共中宣部與中科院黨組對包含錢崇澍在內的原中央研究院院士進行了嚴格的政治立場與歷史背景調查。雖然錢崇澍因學術地位崇高且無現行反革命嫌疑, 最終在1955年順利入選為中科院生物學地學部委員 (院士) , 但這場調查對他的政治忠誠度、思想跟隨黨的程度進行了全方位的暗中評估與定性。

從學術史角度看, 這一階段的錢崇澍不只是延續民國時期的研究, 而是把個人學術積累轉化為國家級科研體系的一部分。《中國植物志》的啟動, 意味著中國植物分類學由分散性研究進入大型綜合性整理階段, 這在中國近代自然科學史上具有標誌性意義。但從1950年代中國知識界的一般政治環境來看, 錢崇澍所處的學術場域確實存在政治審視與思想改造壓力, 尤其是對舊社會學者、留學背景學者與大學教授群體而言, 政治立場、歷史經歷與學術話語都可能受到重新檢視。因此, 如果你所說的「審查」是指政治審視、思想檢查或學術發言的限制, 他在1950年代雖然進入新中國的科研核心體系, 但其學術活動也必然置於強烈的政治化環境中。錢崇澍的價值, 不只在於他「做過哪些研究」, 更在於他把中國植物學從引進、移植推向制度化、國家化與大型工程化。民國時期, 他是開創者；中共時期, 他則成為承上啟下的組織者與總結者。他的經歷顯示, 一位近代學者如何在兩種政治秩序與學術制度之間, 持續維持專業貢獻與學科建設。錢崇澍在晚年步入高齡, 依然奮鬥在科研與教學的第一線。1963 年 10 月, 中國植物學會在北京科學會堂為他隆重舉辦了從事科學研究工作 50 週年的慶祝活動, 他當時也繼續當選為理事長。然而, 隨後他不幸罹患胃癌, 並在抗爭後於 1965 年12月底與世長辭。

錢崇澍教授親筆寫下的贈林學家樂天宇論文。(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該論文是建國初期對黃河流域進行生態與植被調查的開創性成果, 主要探討黃河大範圍內的植物群落特徵。基本現狀評估：文章指出黃河流域東西長 4,400 公里, 南北寬達 800 公里以上。由於各地氣候、地形和土壤差異巨大, 加上歷史上人類的開發與破壞, 導致現存植物群落分佈不齊, 且總體上面臨植物覆被稀少、生態脆弱的問題。科學調查的演進：作者回顧了黃河流域植物研究的歷史, 指出古代多停留在誌書和遊記, 近代科學調查 (本世紀初) 則偏向採集標本。當時急需更深入、系統性的植物地理與植物生態學調查。黃河流域的分段：為了系統論述, 論文依據採集材料將黃河劃分為上游 (蘭州以上) 、中游 (蘭州到武陟) 、下游 (武陟以下) 三段。黃河上游植被特徵：圖中正文詳細展開了「黃河上游」的概況, 指出該區域山高谷深、人口稀少, 雖保留了部分天然林, 但許多高海拔地區 (>3,000米) 農業困難, 居民以放牧為主。因為人為破壞和過度放牧, 導致森林縮小、荒山擴大, 形成了極度荒蕪的景象。森林植物群落：文中估計黃河上游森林總面積約為 2,000 平方公里, 其中以洮河流域最為茂盛、林相最好, 其次為大夏河流域和大通河流域。影像右上角留有錢崇澍教授親筆寫下的贈書題簽, 具有極高的文獻收藏與歷史價值。字跡釋讀：「友文先生指正, 著者贈十月三十日」受贈人「友文先生」即樂天宇 (字友文, 1900-1984) , 他是中國著名的林學家、農學家、九三學社的重要成員。樂天宇在林業與植物學界資歷極深, 曾創建延安自然科學院生物系。錢崇澍先生與樂天宇同為當時中國植物與林業界的泰斗, 此文獻正是科學家之間學術交流的珍貴見證。這份資料不僅是一篇關於黃河生態與植物分佈的重要歷史論文, 更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植物學家與林學家攜手研究、交流的實物見證。

秦仁昌以錢崇澍教授定名的蕨類植物崇澍蕨, 右邊為崇澍蕨 (Chieniopteris harlandii) 、左邊為另一品種裂羽崇澍蕨 (Chieniopteris kempii)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秦仁昌於1964年在系統分類學上提出以錢崇澍教授命名的崇澍蕨屬 (Chieniopteris Ching) , 在該論文中他以根莖與鱗片的形制、葉片的羽裂方式、葉脈結構以及孢子囊群 (sori) 的位置與形態等一組穩定的形態性狀作為劃分依據, 將若干先前歸入其他屬 (例如曾被描述於 Woodwardia 或由早期採集者記錄的種) 重新組合到此新屬, 以反映這些物種在形態學上所構成的一個一致分支；其中兩個在文獻與標本館藏中常見的處理是崇澍蕨 Chieniopteris harlandii (原由 Hooker 描述, 後由 Ching 組合) 與裂羽崇澍蕨 Chieniopteris kempii (曾見於文獻中作為Woodwardia kempii 或 Chieniopteris harlandii var. kempii) , 前者通常表現為葉片較寬、羽裂較淺且孢子囊群位置與覆膜特徵較為穩定, 後者則葉片較細、羽裂較深、裂片邊緣與葉軸比例及孢子囊群成熟時的匯合方式略有差異, 這些形態細節是秦氏在建立新屬時用以區辨屬內種群與近緣屬的主要證據；在實務上, 命名與學名的穩定化依賴於原始發表 (包含診斷句與典型標本的引用) 以及後續標本比較與館藏記錄, 因此欲證明某一學名的適用性或追溯其命名歷史, 應直接參照秦仁昌1964年的原始論文條文與所列的憑證標本, 並比對各地博物館與植物標本館 (例如臺灣或香港的自然史與植物館藏) 中保留的採集標本以確認採集者、採集號與標本位置；從分類意義上看, 將這些種自 Woodwardia 等舊屬中分出來設立 Chieniopteris, 核心重點是對錢崇澍教授學術貢獻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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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著名植物學家鄭萬鈞教授 (1904-1983)

中國著名植物學家鄭萬鈞 (1904-1983)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從徐州走出的綠色追尋者

在 20 世紀的科學史上, 曾有一個發現讓全球植物學界為之震撼, 那就是被認為早已在億萬年前滅絕的「活化石」水杉, 竟然在中國的深山中被重新找到。而揭開這個綠色奇蹟面紗、並在中國現代林業與樹木分類學上築起巍峨豐碑的關鍵人物, 正是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林業教育家鄭萬鈞。他的一生, 是踏遍千山萬水尋覓綠色寶藏的一生, 也是甘為人梯、為中國林業科學奠定基石的一生。

1904 年 6 月 24 日, 鄭萬鈞出生於江蘇徐州的一個普通家庭。自幼對大自然懷有濃厚興趣的他, 在 19 歲時畢業於江蘇省立第一農業學校林科, 自此與森林樹木結下了終生不解之緣。畢業後的鄭萬鈞並未停止求學的腳步。他從基層助教做起, 憑藉著一股對植物分類的痴迷與過人天賦, 在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的十年間, 積累了極為扎實的野外考察與標本鑑定功底。為了追求更前沿的學術視野, 1939 年 4 月, 他遠赴法國圖盧茲大學森林研究所深造。僅僅用了大半年時間, 他便憑藉極高質量的研究成果獲得了科學博士學位, 隨即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毅然選擇回國, 投身於大西南的森林調查與高等教育工作中。

鄭萬鈞一生最為世人津津樂道的, 莫過於他對「水杉」的鑑定與命名。1944 年, 一份由林學家王戰從湖北利川謀道溪採集到的奇特樹種標本, 被轉交到了時任中央大學教授的鄭萬鈞手中。當時, 這棵被當地人稱為「水桫」的古樹因其外形奇特, 難倒了許多專家。然而, 鄭萬鈞憑藉極其敏銳的學術直覺, 一眼看出它絕非普通樹種——其對生的葉片與獨特的毬果構造, 與當時已知的任何現生植物都對不上。為了得到最準確的結論, 鄭萬鈞先後於 1946 年和 1947 年多次派研究生與技術人員深入巴蜀深山, 採集更完整的花、果標本與種子。隨後, 他將標本與資料寄給了著名植物學家胡先驌。胡先驌在對照地質化石後驚訝地發現, 這竟然與日本古植物學家此前命名、並被認為早已滅絕的化石屬高度吻合。1948 年, 胡先驌與鄭萬鈞聯名發表論文, 正式將其命名為「水杉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et Cheng) 」。

這一發現被譽為 20 世紀植物學界最偉大的成就之一, 它不僅打破了「水杉早已滅絕」的學術定論, 更為研究被子植物起源與古氣候變化提供了活生生的證據。水杉的發現只是鄭萬鈞宏大科學事業的一個縮影。作為中國現代樹木分類學的奠基人, 他大半生的足跡遍及四川、西康、雲南等地的崇山峻嶺, 採集了數以萬計的植物標本。他建立瞭解析裸子植物的全新分類系統, 並將其傾注於國家級巨著的編纂中。他主持編纂了大型權威工具書《中國植物志》第七卷 (裸子植物卷) , 並主編了高達 200 多萬字的《中國樹木志》。這些著作至今仍是中國林業科研、資源開發與生態保護不可或缺的基礎科學依據。1955 年, 因其卓越的學術成就, 他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 (院士) 。晚年的他調至北京, 出任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院長, 從戰略高度繼續引領著中國林業科學的發展方向。嚴謹治學, 甘為人梯的「鄭教師」在科學研究之外, 鄭萬鈞更是一位深受學生愛戴的「教師」。他先後在中央大學、南京大學、南京林學院 (現南京林業大學) 任教數十年, 將大批青年學子培養成為中國林業與植物學界的骨幹力量。鄭萬鈞教學極其強調實踐, 他常對學生說：「樹木學不能只在標本室和書本裡學, 必須走向大自然。」他對學術數據的要求近乎苛刻, 治學嚴謹, 卻在生活中對學生關懷備至。他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的研究成果與採集經驗傳授給後人, 這種「甘為人梯」的精神, 深深地烙印在幾代中國林業學人的心中。

鄭萬鈞教授在研究工作時的情況。(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在文化大革命那段動盪的歲月裡, 鄭萬鈞作為享譽國際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和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不可避免地遭受了嚴酷的政治衝擊、抄家與肉體精神的精神折磨, 但他依然在逆境中默默堅守著對林學研究的信念。學術權威淪為鬥爭對象文革爆發初期, 時任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的鄭萬鈞首當其衝。他被扣上「反動學術權威」等政治帽子, 遭到沒完沒了的隔離審查與大會批鬥。鄭教授的家被紅衛兵查抄, 他珍藏多年的大量珍貴學術筆記、海外文獻以及辛苦採集的植物標本被付之一炬或洗劫一空。這對於視學術標本如生命的他來說, 造成了難以估量的精神打擊。以高齡科學家的體力勞改隨著文革運動的深入, 1969年前後, 中國林科院實行大下放。當時已年近七旬 (約65歲) 且患有高血壓等慢性疾病的鄭萬鈞, 被強行下放到位於雲南邊遠地區的「五七幹校」進行勞動改造。在幹校期間, 這位國際知名的植物學家被安排去餵豬、挑糞、下田插秧、砍柴。艱苦的生活條件：西南邊疆幹校的條件極其惡劣, 醫療物資匱乏。但他依然默默承受, 在強烈的紫外線和繁重的體力勞動下, 身體健康受到了嚴重的摧殘。鄭教授利用勞改機會開展調研儘管身處逆境, 鄭萬鈞對樹木分類學的熱愛並未被磨滅。他利用被派往山林砍柴、放豬或轉移幹校的地點之便, 在雲南的深山老林勞動時, 他一邊勞作, 一邊暗中觀察當地的樹木分佈, 甚至秘密採集了一些珍貴的裸子植物標本。關心林業建設：看到當地森林資源因盲目砍伐和開荒而遭到破壞, 他常常痛心疾首, 並在私底下向身邊信任的人講述森林生態防護的重要性。

1983 年 7 月 25 日, 這位與森林相伴一生的林學泰斗在北京病逝, 享年 79 歲。鄭萬鈞先生雖然離去, 但由他命名並親自推廣引種的水杉, 如今已在全球數十個國家和地區鬱鬱蔥蔥、挺拔生長。正如這些歷經億萬年滄桑依然傲然挺立的綠樹一樣, 鄭萬鈞先生對科學的不懈追求、對教育的無私奉獻, 也將永遠銘刻在人類綠色事業的史冊之中。

鄭萬鈞教授在日本講學時情況。(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水杉發現與命名權的半世紀爭奪戰

1948 年中國植物學家胡先驌與鄭萬鈞聯名發表論文, 正式向世界宣告了被認為早已滅絕億萬年的植物界「活化石」～水杉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依然在中國深山中存活。這一發現轟動全球, 被譽為 20 世紀最偉大的自然科學發現之一。然而, 在這項巨大國際榮譽的背後, 卻交織著一場由歷史巧合、學術階級體制與信息不對稱所引發的命名與發現權爭奪戰。這場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學術公案, 展現了科學發現背後的複雜人性與時代遺憾。中國學術體制下的「第一發現人」隱痛這場爭奪戰最核心的矛盾, 發生在第一線採集標本的基層學者與身處學術殿堂的權威大師之間。1943 年 7 月, 前中央林業試驗所技正王戰, 冒著戰亂與匪患的危險, 隻身深入湖北利川謀道溪 (當時屬四川萬縣) , 在當地村民的指引下, 採集到了人類歷史上第一份現代活體水杉標本。王戰隱約感覺到這是一種前所未見的特殊神祕樹種, 並於次年將標本轉交給時任中央大學教授的樹木分類學家鄭萬鈞。鄭萬鈞憑藉敏銳的學術直覺, 判定這是一個全新的分類群。

隨後於 1946 年和 1947 年多次派遣自己的研究生與技術人員深入產地, 進行了更具規模和系統性的標本與種子採集。鄭萬鈞將這些新採集的完好標本寄給了著名植物分類學泰斗胡先驌。胡先驌在對照古生物化石資料後, 驚訝地發現這與日本學者此前發表的化石屬高度吻合。1948 年, 胡、鄭二人聯名發表新種論文, 將其定名為水杉。然而, 在這篇震驚世界的論文中, 王戰作為「第一號關鍵標本採集者」的名字和貢獻卻被完全忽略與隱去, 論文採信的是鄭萬鈞後期派人採集的標本。在隨後數十年的國際宣傳中, 胡先驌與鄭萬鈞被奉為發現水杉的蓋世功臣, 而最初冒著生命危險帶回標本的王戰卻寂寂無名。這種學術威權對基層科研人員成果的「吞噬」, 引發了後世關於學術倫理與。歷史公正性的長期激烈爭論。誰先看見水杉？半路殺出的「干鐸之謎」就在水杉名揚四海、學術界爭相研究之際, 另一場關於「誰才是最早看見水杉之人」的風波又平地一聲雷般拉開。著名林學家干鐸教授公開聲稱, 自己早在 1941 年冬天 (比王戰早兩年) 路過湖北利川時, 就已經注意到了這棵奇特的大樹, 並委託萬縣農校的楊龍興隨後去採集標本。只不過因為當時是冬天, 水杉已經落葉, 標本在戰亂中遺失, 才未能及時發表。

干鐸 (1903-1961) 字震篁, 是中國近現代著名的林學家、林業教育家, 同時也是「水杉命名爭奪戰」中極具爭議的傳奇人物。他曾任國立中央大學農學院教授、南京林學院 (現南京林業大學) 副院長, 一生致力於推動中國林業科學的本土化。如果這段自述一旦坐實, 將徹底動搖王戰「第一發現人」的歷史地位。這場「羅生門」持續了許久, 直到多年後, 事件的關鍵證人楊龍興站出來公開澄清, 明確表示干鐸當年並未指派他採集過該樹標本。近年來的歷史文獻考證也證實, 干鐸與水杉的實質科學發現毫無因果關係, 這場「搶先看見」的插曲才終於平息。太平洋彼岸的「黎明紅杉」媒體戰水杉命名爭奪戰的烽火, 不僅在中國國內燃燒, 甚至蔓延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國學術界, 演變成哈佛大學與加州大學兩大名校教授之間的權益博弈。

左圖：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古植物學家錢尼 (Ralph Chaney 1890-1971) 右圖：哈佛大學阿諾德樹木園主任美國植物學家麥瑞爾 (Elmer Merrill 1876-1956)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1947 年, 在國共內戰的硝煙中, 中國科學界經費極度匱乏。為了籌集經費深入利川採集種子, 胡先驌向美國科學界求助。哈佛大學阿諾德樹木園主任麥瑞爾 (Elmer Merrill) 教授隨即慷慨資助了 250 美元。正是靠著這筆關鍵資金, 鄭萬鈞團隊才得以完成大規模的種子採集, 並將大批種子寄往哈佛, 由哈佛分發給全球植物園引種。然而,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古植物學家錢尼 (Ralph Chaney) 博士也盯上了這塊學術肥肉。他僅資助了 25 美元, 便在 1948 年 3 月親自飛抵中國山區觀察過這棵水杉。回到美國後, 錢尼利用其高超的媒體公關手段, 大肆宣傳自己深入中國秘境尋找「黎明紅杉 (Dawn Redwood) 」的冒險故事, 暗示自己才是將水杉帶向世界的最大功臣。這極大地激怒了默默出資的哈佛麥瑞爾教授。兩位美國科學巨擘在西方主流媒體上展開了長達數年的激烈對罵, 爭奪水杉引種海外的歷史冠名權。

歷史的公允定論隨著時光流逝, 到了 21 世紀, 經過多國歷史學家與植物學家對大量書信、檔案的搶救性梳理, 這場喧囂了半個多世紀的爭奪戰終於迎來了公允的「集體發現」定論：王戰是無可爭議的第一發現人與首號標本採集者。鄭萬鈞是核心鑑定者, 是他精準定位了新種的存在, 並主持了決定性的後續考察。胡先驌是最終命名者, 是他完成了從現代活體到遠古化石的時空聯結。這場圍繞水杉的命名與發現權之爭, 雖然帶有時代的功利與遺憾, 但也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水杉對於全人類科學發展極其崇高、無可替代的里程碑意義。

水杉 (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 W. C. Cheng.)

中國國家植物標本館 (PE)模式標本集•第2卷：蕨類植物門（3）裸子植物門/中國國家植物標本館 (PE)模式標本集•第3卷：蕨類植物門3, 裸子植門, 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林祁編, 河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當中刊載水杉的模式標本與敘述如下：水杉的模式標本,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 W. C. Cheng in Bull. Fan Mem. Inst. Biol., New Ser: 1(2): 154, pl. 1. 1948. Lectotype L designated by Q. Lin & Z. Y. Cao in Acta Bot. Yunnan. 29(3): 291. 2007. ]: China. Hubei: Lichuan, Modaoxi, alt. 1100 m, 1946-02-20, C. J. Hsueh 5。(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水杉的標本。(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水杉的植物學學名為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 W. C. Cheng, 在植物分類學中, 它隸屬於裸子植物門 (Gymnospermae) 、松綱 (Pinopsida) 、松目 (Pinales) 下的柏科 (Cupressaceae) 。值得注意的是, 在傳統的分類系統中, 水杉曾被歸類於杉科 (Taxodiaceae) , 但隨著分子生物學與現代形態學的發展, 如今已被併入廣義的柏科之中。目前, 水杉屬 (Metasequoia) 在地球上僅存水杉這一個單型種, 沒有任何同屬的近親存活, 足見其稀有與珍貴。獨步針葉林的形態特徵水杉是一種體型雄偉的落葉大喬木, 其野外成熟植株高度可輕易超越 35 米, 胸徑達 2.5 米以上。與多數終年常綠的針葉樹不同, 水杉具有隨季節更迭的特殊季相變化。其幼樹樹冠呈現優美的尖塔形, 老樹則逐漸開展為廣卵形, 樹皮呈灰褐色, 成熟後會縱向裂成條狀剝落。在細部解剖特徵上, 水杉擁有三個決定性的鑑別標誌：羽狀對生葉：水杉的葉片呈條形且扁平, 在側生小枝上呈極為對稱的對生排列。這一特徵是將它與外觀相似、但葉片呈「互生」排列的落羽杉 (Taxodium) 區分開來的關鍵關鍵。季節性變色與落葉：春夏之際, 水杉滿樹承載著翠綠的小葉；一入深秋, 葉片與脫落性小枝會一併轉為濃郁的紅褐色或金黃色, 隨後在冬季全數落盡, 展現出四季分明的寒帶風情。下垂的近球形果實：水杉雌雄同株, 其球果具有長柄且呈下垂狀, 外觀接近球形或長圓狀球形, 直徑約 1.8 至 2.5 厘米。球果成熟後, 內側扁平且周圍具薄翅的倒卵形種子便會隨風散播。

從化石走入現實的生態傳奇水杉的發現史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傳奇之一。1941 年, 日本植物學家三木茂首先透過地層中的化石命名了「水杉屬」, 當時科學界普遍認為該屬植物已在數千萬年前的冰河時期完全滅絕。然而奇蹟發生在 1943 年, 中國科學家在湖北利川謀道鎮發現了一棵高聳的古老神木, 經過後續比對與鑑定, 證實這正是活生生的水杉, 進而震撼了全球植物學界。在生態習性上, 水杉展現出強烈的喜光與耐寒特質, 但它對水分的要求極高, 原生環境多集中於坪壩、河流兩旁、山谷或濕潤潮濕的土壤中。儘管水杉因其極高的觀賞價值, 目前已被廣泛引種至全球各大公園、校園與綠地中, 適應了各地的環境；但在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IUCN) 的紅皮書中, 其野外原生種群由於棲地狹小且數量稀少, 依然被列為瀕危 (EN) 級別。保護這些自然野生的基因庫, 對於研究白堊紀以來的氣候變遷與植物演化, 仍具有不可替代的科學價值。

《中國植物志》: 在這項浩大的科學工程中, 由中共科學院院士, 鄭萬鈞教授親自主編的第七卷 (裸子植物卷) 。這本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植物志》第七卷, 據悉這卷是其中最困難、最關鍵的編著工作, 書的內頁有鄭教授, 謙遜的親筆手書「緯英同志指正, 鄭萬鈞贈」。這不僅是一份極其珍貴的私人贈書, 更是一件見證中國現代植物科學發展史的殿堂級文獻。植物誌中使用的「鄭氏系統」。《中國植物志》第七卷專門收錄並系統分類了中國境內的所有裸子植物 (如松、柏、杉、銀杏等) 。在植物學界, 裸子植物的分類極其複雜, 而中國又是世界上裸子植物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之一。鄭萬鈞教授將他大半生踏遍大西南深山密林、採集數萬份標本的實踐經驗, 全部傾注於這一卷的編纂中。正是透過這本書, 他建立了國際公認的「鄭氏裸子植物分類系統」。更具里程碑意義的是, 書中詳細記錄並系統闡述了由他親自鑑定。(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晚年的鄭萬鈞教授。(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鄭萬鈞與陳煥鏞

鄭萬鈞教授與陳煥鏞教授有著非常深厚且密切的學術交往。在 20 世紀中國現代植物學的奠基時期, 陳煥鏞與胡先驌並稱為植物學界的「南陳北胡」, 而鄭萬鈞作為胡先驌的學生與摯友, 與陳煥鏞在同一個學術圈中共同奮鬥了數十年。早期在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的交集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 鄭萬鈞在南京的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擔任植物研究員, 這段時間正是他奠定植物分類學功底的關鍵期。當時, 陳煥鏞教授也被聘請至該所分主植物學部的事務。共同採集與標本鑑定, 他們曾與秦仁昌等先驅一同深入浙江 (如天目山) 等荒僻山林進行大規模的植物調查。鄭萬鈞在南京鑑定標本時, 經常需要與陳煥鏞在廣東創辦的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 (現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 進行標本交換與學術比對。水杉發現與科學界的話語權爭奪在 1948 年鄭萬鈞與胡先驌聯名發表「水杉」這一震驚世界的發現時, 陳煥鏞教授給予了高度的關注與學術支持。當時西方植物學家長期掌握著中國植物的「命名權」。陳煥鏞、胡先驌與鄭萬鈞等老一輩科學家都有著強烈的民族自尊心, 希望由中國人自己來為中國的植物「正名立傳」。水杉的成功命名, 是他們這一代植物學家共同的驕傲。銀杉與水杉的南北呼應植物學界常將鄭萬鈞與陳煥鏞各自最重大的科學貢獻並稱為中國植物界的「雙星」, 鄭萬鈞發現並命名了水杉 (Metasequoia) 。陳煥鏞 (與匡可任) 在1957年鑑定並命名了另一種震驚世界的植物界活化石～銀杉 (Cathaya argyrophylla) 。這兩種松柏類「活化石」的發現, 系統性地填補了植物演化史的空白, 也讓鄭萬鈞和陳煥鏞在國際裸子植物研究領域齊名。在共同籌備《中國植物志》1959 年, 中共科學院決定正式啟動編纂國家級巨著《中國植物志》。當時, 陳煥鏞與錢崇澍、胡先驌等第一代泰斗共同擔任編委會的核心工作。而年富力強的鄭萬鈞則作為中堅力量, 被委以重任, 主持其中最困難、最關鍵的編著工作 (由他主編的第七卷裸子植物卷) 。他們頻繁透過書信、學術會議交換意見, 力求這部巨著能達到國際最高水準。陳煥鏞是鄭萬鈞非常敬重的前輩與學術同行。他們一位在南方 (廣州) 深耕亞熱帶植物, 一位在華東與西南 (南京、北京、四川) 專攻樹木分類, 通過頻繁的標本交換、學術合作以及《中國植物志》的編纂, 共同撐起了中國現代植物科學的半壁江山。

銀杉 (Cathaya argyrophylla Chun & Kuang.)

銀杉的植物學正式學名為 Cathaya argyrophylla Chun & Kuang, 屬名 Cathaya 源自中世紀西方對中國的古稱「華夏」 (Cathay) , 而種加詞 Argyrophylla 則意為「銀色的葉子」。在分類學系統中, 銀杉隸屬於裸子植物門 (Gymnomesppermae) 、松綱 (Pinopsida) 、松目 (Pinales) 下的松科 (Pinaceae) 。目前, 銀杉屬 (Cathaya) 在地球上僅存銀杉一個單型種。這項重大的科學發表, 背後凝結了多位傳奇學者的心血, 楊銜晉 (1938年首次採集) ：科學界存活銀杉的第一次親密接觸, 要追溯到 1938 年。當時任職於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的楊銜晉前往重慶金佛山考察, 採集到了一號極為特殊的松科植物標本 (編號 Yang 3163) 。儘管他發現其形態與黃杉屬有明顯不同, 但受限於當時戰亂與動盪的科研條件, 未能即時將其作為新物種發表, 這號標本隨後被輾轉塵封於北京的標本室中。鍾濟新1955年重新發現, 時隔 17 年後的 1955 年 5 月, 廣西大學經濟植物研究所的鍾濟新教授帶領植物調查隊深入廣西龍勝花坪林區。在考察中, 鍾教授敏銳地注意到一株似松非松、外形極像油杉的奇特苗木, 並在 1956 年春季進一步採集到了完整的雌雄球花與球果標本。鍾濟新隨後將這批無比珍貴的完整標本寄往北京進行權威鑑定。收到標本後由著名植物學家陳煥鏞院士與匡可任教授展開了深入的分類學鑑定工作。他們確認這正是外國科學家認定早在千萬年前就已滅絕、僅存地層化石之中的極稀有物種。兩位學者於 1958 年正式發表論文, 為這個新屬新種定名。(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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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木蘭專家劉玉壺教授 (1917－2004)

一直追隨陳煥鏞研究工作的學生劉玉壺教授。(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劉玉壺教授藏書《香港植物誌》這冊書原為陳煥鏞研究所用藏書, 有陳氏附註筆跡, 見上圖紅色英文字批改。(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書名《International Rules of Botanical Nomenclature 》 (國際植物命名法規) , 書籍封面設計與內頁簽名年份相吻合, 應為 1930 年在劍橋舉行的第五屆國際植物學大會通過、並於 1935年正式出版的第三版法規 (由 John Briquet 編纂) 。它是現代《國際藻類、真菌和植物命名法規》 (ICN) 的前身, 是當時全球植物學家進行分類與命名時必備的「聖經」。劉玉壺教授的親筆簽名與題字書頁右側為中國著名木蘭科植物學家劉玉壺教授的親筆墨寶, 字體流暢、極具老一輩學人的風骨, 其題字內容由右至左分別為劉玉壺 (簽名) 一九五八年六月廿六於南京」。(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劉玉壺教授在研究工作時的情況, 劉教授有一種鄰家爺爺的感覺, 形象平民親切。(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篳路藍縷與木蘭結下不解之緣

劉玉壺教授 (1917年－2004年) 誕生於廣東中山。自幼對自然草木抱有濃厚興趣的他, 於1942年從重慶中央大學農學院森林系畢業, 隨即投身於植物科學研究。早年他跟隨前輩學者奔波於西南邊疆與高山峻嶺之間, 採集了大量珍貴的原始標本。1962年, 劉玉壺調入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研究所 (現華南植物園) , 從此開啟了他與木蘭科 (Magnoliaceae) 植物長達四十餘年的不解之緣。木蘭科是被子植物中最古老、最具演化研究價值的家族。為了揭開這個古老家族的奧秘, 劉玉壺的足跡遍布嶺南、雲貴乃至全國的原始森林。在他的科研生涯中, 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成就之一, 便是於雲南馬關發現了極度瀕危的「活化石」樹種——華蓋木。這一發現震驚了國際植物學界, 對研究被子植物的起源具有教科書級別的意義。1997年, 為了表達對恩師陳煥庸院士的崇高敬意, 劉玉壺更親自發表了木蘭科的一個新屬, 並深情地將其命名為「煥庸木屬」 (Woonyoungia) , 在學界傳為一段關於傳承與感恩的佳話。

動盪歲月中的政治迫害

然而正當劉玉壺在學術巅峰大展拳腳之際, 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化作一場狂暴的政治颶風, 狠狠地席卷了中國科學界, 劉玉壺也未能倖免, 遭受了極其嚴酷的政治迫害。在「政治掛帥」與極左思潮的操弄下, 正常的科學研究被污名化為走「白專道路」 (意指只專研業務而不關心政治) 。劉玉壺因為畢業於民國時期的中央大學, 且曾任職於舊社會的中央研究院, 立刻被扣上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歷史大帽子。

在長達十年的動盪中, 他的科研工作被迫完全癱瘓, 科研心血付諸東流：他珍藏多年的植物標本數據、學術書籍以及與海外學者的通訊, 遭到造反派無情的抄查與沒收, 部分珍貴手稿甚至在混亂中被焚毀。身心遭受雙重摧殘：他被剝奪了走入實驗室與野外採集的權利, 被迫在華南植物園內接受「勞動改造」。這位本該在顯微鏡前辨識物種的科學家, 被發配去挑糞、鋤地、挑磚, 幹著繁重的體力活。精神的無休止折磨：在「清理階級隊伍」等運動中, 他頻繁面臨隔離審查與無休止的政治大會批鬥, 精神和肉體都承受了巨大的雙重打擊。令人驚嘆的是, 劉玉壺一生中最重大的學術成果, 幾乎全是在他60歲到80歲之間廢寢忘食地完成的。

他不僅主編了《中國植物志》木蘭科卷冊, 更在晚年嘔心瀝血地主編出版了大型學術專著《中國木蘭》, 系統性地總結了中國木蘭科的分類系統。他一手籌建的華南植物園「木蘭標本園」, 如今已成為亞洲乃至世界最大的木蘭科植物遷地保育基地。2004年當他的編著的書籍出版後第二天, 這位世紀老人走完了他坎坷而輝煌的一生。劉玉壺教授的經歷, 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縮影。雖然他曾被時代的荒謬推入谷底、飽受折磨, 但他對科學的赤子之心就如同他摯愛的木蘭花一般, 歷經風霜摧殘, 依舊在冰雪消融後傲然綻放, 為世界留下了無可替代的綠色科學遺產。

劉玉壺筆下的兩大奇樹

左圖：煥鏞木 Woonyoungia septentrionalis (Dandy) Law 右圖：華蓋木 Manglietiastrum sinicum Law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華蓋木與煥鏞木的世紀分類變革

在綠色植物的演化長河中, 木蘭科 (Magnoliaceae) 被公認為被子植物中最古老的家族之一。中國著名植物分類學家劉玉壺教授, 大半生都在與這個古老家族對話。在他繁星般的科研成果中, 「華蓋木」與「煥鏞木」無疑是最璀璨的兩顆明珠。這兩種植物不僅是國家級的瀕危「活化石」, 更在近年歷經了分子生物學的洗禮, 上演了一場震撼植物分類學界的「世紀認祖歸宗」。

1970年代, 劉玉壺在雲南馬關的原始森林中, 發現了一株樹冠巨大如帝王華蓋的高大喬木。這株植物的花朵大而芳香, 聚合果形狀奇特。經過嚴謹的形態學比對, 劉玉壺發現它與已知的所有木蘭科植物都不同。1979年, 他發表了新屬, 將其命名為華蓋木屬 (Manglietiastrum) 。華蓋木起源於1.4億年前的白堊紀, 野外僅存數十株, 被譽為「植物界的熊貓」。另一種奇樹則是煥鏞木。這種植物極其罕見地打破了木蘭科「雌雄同花」的傳統, 演化出獨特的「雌雄異株」現象 (又稱單性木蘭) 。1997年, 劉玉壺在深入研究其解剖構造後, 決定為其建立一個新屬。為了永遠紀念他的恩師——中國植物學奠基人陳煥庸院士, 他深情地將這個新屬命名為煥鏞木屬 (Woonyoungia) , 在科學界傳為一段關於傳承的佳話。在傳統的「形態分類學」時代, 劉玉壺教授憑藉肉眼與顯微鏡, 敏銳地捕捉到這些細微的結構差異, 將它們獨立成屬, 建立了精細的木蘭科十一屬分類系統。

當傳統形態遇上DNA測序

然而, 科學的腳步從不停歇。進入21世紀後, 植物分類學迎來了顛覆性的變革——分子發育生物學與基因測序技術崛起。科學家們不再僅僅依賴植物的「外貌」來劃分親疏, 而是直接讀取植物的葉綠體全基因組與核基因片段, 為植物繪製真正的「家族族譜」。在這場基因圖譜的大檢驗中, 國際與中國的植物學家們有了驚人的發現, 如果繼續維持劉玉壺時期劃分的華蓋木屬、煥鏞木屬、含笑屬等眾多小屬, 將會導致傳統的「木蘭屬」在演化樹上變成一個不合理的「並系群」 (即部分後代被遺漏在家族之外) 。在生物系統學的嚴格定義下, 這是不符合自然演化歷史的。為了反映最真實的親緣關係, 國際植物學界 (如 Figlar & Nooteboom 系統) 與最新的《中國生物物種名錄》達成共識, 決定採取「大木蘭屬」的分類觀點將這十多個小屬全部取消, 統一併入一個廣義的木蘭屬 (Magnolia)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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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苔蘚學之父陳邦傑教授 (1907-1970)

中國苔蘚學的奠基人陳邦傑教授 (1907-1970)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在波瀾壯闊的中國近代植物學史中, 當多數科學家將目光投向高大的喬木與斑斕的花草時, 有一位學者卻選擇俯下身軀, 將畢生心血傾注於最卑微、最容易被世人忽略的綠色精靈～苔蘚。他就是世界著名的植物學家、被荷蘭及國際學術界譽為「中國苔蘚學之父」的陳邦傑教授。他用一生的執著與嚴謹, 填補了中國植物學史上的巨大空白, 為中國苔蘚科學奠定了不朽的基石。陳邦傑 (1907-1970) , 江蘇丹徒 (今鎮江) 人。他自幼聰穎, 對自然萬物抱有濃厚興趣, 後考入國立中央大學植物學系, 並於1931年畢業。在那個動盪的年代, 中國的苔蘚植物研究幾近一片空白, 國內成千上萬種苔蘚甚至連統一的中文名字都沒有。為了改變這種由西方學者主導中國植物標本命名與研究的被動局面, 陳邦傑於1936年毅然遠赴德國柏林大學攻讀植物學。留德期間, 他展現出驚人的科研天賦, 完成了極具學術價值的《東亞叢蘚科的研究》, 並於1939年順利取得博士學位。學成後, 他放棄外國的優渥條件, 毅然選擇回國報效民國。

回國後的陳邦傑先後任教於中央大學、同濟大學及南京大學。在戰火飛過、物資極度匱乏的戰時與戰後初期, 科研條件異常艱苦。然而, 陳邦傑將苔蘚視為「掌中明珠」, 在沒有經費、沒有專業設備的情況下, 他化身為「改裝大師」, 用舊肥皂箱改造成標本箱, 用廢舊報紙包裹採集回來的植物。從1930年代至1950年代, 他的足跡遍及大興安嶺、內蒙古荒漠、海南島熱帶雨林、陝西秦嶺及閩浙山區。他親自採集了多達四萬多號苔蘚標本, 為中國建立首個現代苔蘚標本室提供了最珍貴的第一手實物資料。直到1949年前後, 在全國時局動盪之際, 他依然是國內極少數、甚至是唯一默默堅守在苔蘚分類學前線的中國學者。

規範命名與學術上, 陳邦傑在苔蘚植物學上的成就, 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方面, 統一「苔」與「蘚」的科學命名過去, 國內對於苔類與蘚類的名詞定義極為混亂。1952年, 陳邦傑發表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論文《苔和蘚名稱考訂與商榷》。他首次明確制定了「苔」與「蘚」的科學命名與分類規則, 並親自為數百種植物擬定了既科學又兼具文學美感的中文名字 (如金髮蘚、提燈蘚、葫蘆蘚、孔雀蘚等) , 統一了中國苔蘚學的學術話語體系。編著《中國蘚類植物屬志》他主持並主編了國內首套苔蘚專著《中國蘚類植物屬志》。這部巨著系統性地梳理了中國境內蘚類植物的科屬特徵、演化線索與地理分佈, 成為後世研究東亞植物區系不可或缺的聖經。該成果更在後來榮獲了中國科學院重大科技成果二等獎。

陳邦傑教授在研究時的工作情況。(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陳邦傑擔任南京師範學院 (現南京師範大學) 生物系主任, 他不僅是一位孤獨的開拓者, 更是一位熱忱的教育家。他親手培養了如吳鵬程、高謙等新中國第一代苔蘚學大師, 在全中國播下了苔蘚研究的星星之火。在國際引用植物學名時, 他的標準縮寫為 P.C.Chen。作為當時中國極少數擁有德國留學背景、在國際學術界享譽盛名的頂尖科學家, 陳邦傑教授在1966年文革爆發後, 迅速成為被清算與批鬥的對象。他的遭遇是那個時代無數知識分子悲劇的縮影, 陳教授被冠上莫須有罪名與遊街批鬥政治標籤, 陳邦傑教授當時任教於南京師範學院 (現南京師範大學) 生物系。文革初期, 他被造反派冠上了「反動學術權威」以及「地主資產階級孝子賢孫」等帶有強烈階級鬥爭色彩的罪名。在南京師範學院轟動一時的文革「八三事件」前後, 他與校內其他知名教授 (如段熙仲、徐復等) 一同被揪出。他們不僅遭到粗暴的抄家, 還被強令關進了臨時集中營「牛棚」, 在校園內外接受公開的羞辱與大批鬥。殘酷迫害致身體重殘右眼失明, 在無休止的肉體折磨與精神摧殘下, 陳邦傑教授的身體健康遭到了毁滅性的破壞。

在一次激烈的迫害過程中, 他的右眼不幸被打至完全失明, 留下了終身無法痊癒的重殘。被強迫勞改與科研全面中斷下放農場勞改, 身患重殘、精神飽受折磨的他, 隨後還被強迫下放到江蘇句容農場進行繁重的體力勞動與改造。他的核心科研工作被迫全面中斷, 由他一手創辦的中國首個苔蘚植物研究生教育也被迫終止。更令人痛心的是, 他畢生蒐集、編纂的珍貴標本與學術文獻資料, 在動亂中大多散失或遭到破壞。悲劇性的英年早逝1970年,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飆之中, 這位原本處於學術黃金期、正欲帶領中國苔蘚學走向世界的偉大科學家, 最終在迫害與憂憤中不幸逝世, 享年僅63歲。

陳邦傑為綠色微觀世界奉獻一生的科學巨匠, 於1970年不幸與世長辭。為了緬懷他在苔蘚植物研究上的耕耘, 中國學者高謙與張光初將羽蘚科的一個新屬命名為陳氏蘚屬 (Bryochenea)。美國苔蘚學家贊德爾 (Zander) 亦將叢蘚科的一個新屬命名為陳氏屬 (Chenia)。1993年中國創辦的隱花植物生物學英文期刊直接以《Chenia》命名, 以此昭示他對世界苔蘚科學的拓荒之功。陳邦傑的一生, 正如他所研究的苔花「苔花如米小, 也學牡丹開」。他在最微小的領域裡, 做出了全人類都無法忽視的巨大貢獻。

陳邦傑教授送贈老師題款：原文：「峴儕師教正, 生陳邦傑敬贈」。論文基本資訊與背景這篇論文是發表在國際知名植物學期刊上的學術報告：期刊出處：Feddes Repertorium (聯邦植物分類學論壇) , 第58卷, 第1/3期, 第23–52頁。作者與單位：P. C. CHEN, Nanking (陳邦傑, 南京) 。下方標註其當時所屬單位為「南京師範學院生物系」 (Aus der Abteilung für Biologie der Pädagogischen Hochschule Nanking, China) 。論文標題：Bryophyta Nova Sinica (拉丁文, 意為《中國苔蘚植物新種》) 。正文開頭第一段 (德文) 概述了當時中國苔蘚學研究的現狀與他的研究初衷, 陳教授提到過去20年來, 儘管中國許多省份的植物學家採集了大量的苔蘚植物標本, 但這些標本過去大多被送往國外的相關研究機構進行鑑定。整理學術成果在過去幾年裡, 他對這些收集到的標本進行了系統性的整理與深入研究, 雖然之前僅發表過部分抽樣成果, 但他一直渴望能用中文編寫一本兼具實用性的苔蘚植物學集大成著作。為了能更精準地鑑定, 他需要等待並比對保存在世界各國標本館中的大量對照標本。他希望國外的植物標本館能對此項研究給予實質協助, 同時他也非常樂意協助國際同行研究與中國相關的苔蘚材料。在正文下半部分, 陳教授開始進入具體的科學分類與新種描述研究綱要Musci (蘚綱) 。新發現的物種：Rhabdoweisia sinensis Chen n. sp. (Fig. 1)這是由陳邦傑教授發現並命名的新物種「中華合齒蘚」 (拉丁學名後面的 Chen n. sp. 代表 "Chen, new species", 即陳邦傑命名的新種) 。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香港及澳門兩地的獨有苔蘚植物, (上) 香港網蘚 (Syrrhopodon hongkongensis) 及 (下) 澳門鳳尾蘚 (Fissidens macaoensis): 苔蘚植物由於體型細小往往容易被忽視, 但其形態漂亮, 是自然界中渺小卻極其重要的一個組成單元。(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圖片：陳煥鏞教授的風采

陳煥鏞教授 (右三) 與蘇聯植物學家們相聚事情情況。(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1958年, 陳煥鏞與蘇聯著名植物系統學和區系學家塔赫他間院士 (左一) 、拉夫連科院士 (右一) 彼此間討論了並交換了植物分類學上, 中國與蘇聯之間植物分布不同等問題。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1950年代的陳煥鏞教授。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初期, 仍然中國儒學思想的治國理念, 但後來以蘇俄模式逐漸蠶食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後, 中國正走向瘋狂歲月, 進入國之不國, 在瘋狂歲月之中, 中國人悲慘地捲進家破人亡的火紅時代。(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陳煥鏞教授在野外進行植物考察, 在鼎湖山瀑布前留影。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陳煥鏞與兒子陳國僕心情的對望。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陳煥鏞教授編寫中國植物誌

上圖為陳煥鏞教授在1960年編寫《中國植物誌》時向廣西植物研究所殼斗科、樟科植物的研究標本的全部清單。(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本室收藏的歷史資料中, 找到見證陳煥鏞教授編寫《中國植物誌》的歷史回顧, 圖片中的手寫字是繁體中文, 內容由右至左垂直書寫。手寫字完整內容第一列 (右) ：陳煥鏞先生借自第二列、廣西植物研究所殼斗科、樟科植物, 全部清單, 一九六〇年元月廿日 (即 1960 年 1月 12日) 。陳煥鏞是中國近代非常著名的植物分類學家, 他對殼斗科、樟科植物有極深的學術造詣。這行字記錄了他在 1960年 1月 12日, 向廣西植物研究所借閱樟科植物標本或資料的完整清單檔案。原有三份文件, 借出人1575分植物標本。記錄了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研究所 (與廣西植物研究所相關聯) 的植物標本借閱或清單明細, 畫面上主要分為左側紙張與右側紙張, 內容包含許多採集者的姓名 (如蔡煥星、梁疇芬、陳少卿等) 以及對應的標本編號或流水號, 這是陳煥鏞編寫中國植物誌的歷史見證資料。《中國植物誌》的全國性編研工作是在 1958 年正式啟動的, 而陳煥鏞教授是在 1959 年被正式聘任為《中國植物誌》的第一屆編委會副主編 (由錢崇澍與陳煥鏞共同實際主持編纂工作) 。到了 1960 年陳煥鏞教授依然在積極編寫並主持《中國植物誌》工作。當時他為了全心投入這部巨著的編纂, 甚至在 1959 年特地從廣州移居北京, 全心全意地帶領團隊進行文獻查閱、標本核對與各卷冊的分工審稿。關於他的編寫歷程與 1960 年前後的狀況。

1958 年《中國植物誌》的編研工作正式在北京啟動。1959 年 10 月, 中國科學院正式成立《中國植物誌》編輯委員會, 陳煥鏞被聘為副主編, 隨後移居北京主持這部歷史性巨著的編纂工作。1960 年是他投入編寫最為密集的時期之一。此時他除了組織全國的植物學家分工撰寫各個科屬外, 他自己也親自負責與承擔他最擅長的樟科 (見上圖照片手寫信中提到的重點植物分類借閱清單) 、木蘭科、殼斗科 (見上圖清單) 等重要經濟植物部分的編寫與審定。成果產出 (1961～1963年) , 1961 年《中國植物誌》終於成功出版了第一本成果。編寫坎坷雖然在1960 年陳煥鏞教授全心投入, 但隨後中國進入了特殊歷史時期。1963 年出版完第三個卷冊後, 受政治運動與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影響, 整個《中國植物誌》的編研工作被迫停頓了整整 10 年。直到 1973 年才逐步恢復。非常遺憾的是, 陳煥鏞教授於 1971 年不幸因病在廣州逝世, 沒能親眼看到這套耗時半世紀、多達 126 分冊的巨著完成。他在 1959 到 1960 年間於北京所建立的編纂架構、審稿標準、以及他親自採集與整理的大量樟科等標本資料, 為後續《中國植物誌》的順利完成奠定了最關鍵的基石。

一代植物學巨星黯然隕落

陳煥鏞教授六零年代留影。(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晚年時的陳煥鏞教授仍然努力不懈地為中國植物事業作出偉大貢獻, 圖片為正在工作中的留影。 (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 宗教古蹟遭到嚴重破壞的真實歷史瞬間。照片事件背景發生時間在1966年8月發生地點, 北京頤和園佛香閣內核心事件, 一尊供奉於佛香閣內的大佛被視為封建迷信的象徵, 遭到了徹底的「批鬥」與搗毀。佛像身上的標語佛像的額頭與身上被貼上了多條大字報與白布條。其中最醒目的是額頭上寫著的「對它判處死刑」。佛身的其他標語則寫滿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當年文革的標誌性政治口號。紅衛兵的破壞行動照片中圍繞在佛像四周的是成群的紅衛兵與群眾。他們正情緒高漲地高舉著長木桿、鐵槌等工具, 強行拉扯佛像上的布條並對其進行砸毀。下方的大量群眾則舉手歡呼、鼓掌響應。「破四舊」運動的犧牲品1966年8月, 中共正式發起「破四舊」運動佛香閣的這尊大佛也未能幸免, 最終在此次衝擊中被完全摧毀。(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作為中國近代植物分類學的開拓者與奠基人、中國科學院院士陳煥鏞教授, 在 1966 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期間, 他們遭受了極其殘酷的政治迫害與精神摧殘。作為華南植物研究所的創始人與所長, 他非但無法繼續心愛的科研工作, 反而被扣上各種政治罪名, 在無情的打擊中走完了生命最後的歲月。淪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被打倒！文革伊始陳煥鏞便被列為重點批鬥對象, 被定性為「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他過往顯赫的學術背景與個人經歷, 此時成了沉重的政治罪狀。他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母親為古巴籍西班牙人、且在抗日戰爭時期曾為了保護研究所的大批珍貴植物標本與圖書, 不得不與汪精衛政權虛與委蛇 (戰後已被澄清並證實其忍辱負重的愛國功績) 。然而, 在文革狂熱且盲目的階級鬥爭風暴中, 這些「海外關係」與歷史舊帳被重新翻出, 成為造反派攻擊他的致命武器, 使他陷入百口莫辯的政治深淵。
隨之而來的是無情的抄家與肉體折磨。陳煥鏞從原本的住所被強行驅逐, 從北京回到廣州後, 被趕進了一間連衛生間都沒有的狹小破舊房屋中, 生活條件極其惡劣。他一生博學多才, 精通西洋古典文學, 在工作之餘創作了大量寓意深遠、修辭優雅的英文詩歌。然而, 這些傾注了他無數心血的畢生詩作與私人珍貴文稿, 在抄家運動中被全部付之一炬, 付諸東流。

陳煥鏞教授一生的英文詩歌首稿與創作, 全部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付之一炬, 無一倖存。根據中國植物學會官方史料與其生平記載, 他的詩歌造詣與背景陳煥鏞教授自幼旅居國外, 並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 擁有極高的英文造詣與西方文學素養。他在科研之餘, 非常熱愛詩歌創作。他所撰寫的英文詩「寓意深而語音諧, 修辭精練且極優雅」。1949 年他旅居香港時, 曾有感於當時海內外的動盪形勢, 寫下了一組表達「熱愛祖國、熱愛科學」的英文組詩, 並登載在香港的《南華早報》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上。陳煥鏞一生累積下來、視若珍寶的大量私人詩作與手稿原件, 在文革紅衛兵與造反派瘋狂的「破四舊」和抄家運動中, 被判定為「資產階級反動文藝」而全部遭到焚毀或強行銷毀。這對一位同時兼具頂尖科學家與傳統文人情懷的老教授而言, 是極其殘忍的精神凌遲。他那充滿人文關懷、記錄了半世紀心路歷程的文學心血, 就這樣永久地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之中。

這種對知識分子的精神掠奪與文化毀滅, 對視學術與文化如生命的陳煥鏞而言, 是無法言喻的沉重打擊。頻繁的公開批鬥與肉體摧殘在精神折磨的同時, 年逾古稀的陳煥鏞還必須承受密集的肉體懲罰。當時的廣州大小批鬥會不斷, 「每次批鬥都少不了他」。這位曾為中國植物學界在國際上爭得崇高聲譽的八旬老人, 被強迫低頭、彎腰, 在無休止的口誅筆伐與人格侮辱中示眾。長期的精神折磨、惡劣的居住環境以及肉體上的摧殘, 迅速擊垮了他原本就衰弱的身體。晚年的堅忍與含冤離世即便身處如此絕望的逆境, 陳煥鏞依然展現出老一輩科學家深沉的愛國情懷與堅韌傲骨。在三年困難時期以及文革前夕, 美國哈佛大學曾因擔心陳煥鏞的處境, 兩次主動邀請他赴美任教並承諾負責全家人的生活費, 但他都因捨不得在中國的植物學事業和下一代人才而婉言謝絕。面对鋪天蓋地的迫害, 他的家人回憶他「從沒聽見他抱怨什麼或者說後悔了」。1971 年 1 月 18 日, 在文革高潮的陰影下, 身心俱毀的陳煥鏞在廣州沙河醫院含冤病逝, 享年 81 歲。在彌留之際的病榻上, 他沒有留下怨言, 依然抱持著對中國未來的信念, 一代植物學巨星就此黯然隕落。

陳煥鏞教授的家庭：陳國僕與陳都眼中的爸爸

陳教授家庭合照, 左邊為陳煥鏞容夫人, 前排中央為女兒陳都、後方站立者為兒子陳國僕。(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2013年9月國內媒體訪問了陳煥鏞教授的兒子和女兒, 這編題為「中國植物研究第一人、華南植物園創始人陳煥鏞」的士報道反映了一個偉大植物學家另一面不為人知的故事, 因此在閱讀後特地再把故事寫下來～說到陳焕鏞的一生, 像一株在風雨中仍然挺立的植物, 根扎得深, 枝葉卻始終向著光。人們談起他, 往往先想到的是那些開創性的學術成就：他代表中國走向國際植物學舞台, 參與重要學術會議, 推動分類研究, 主持《中國植物志》的編寫, 奠定了中國近代植物學的重要基礎。可若只看這些頭銜, 便還沒有真正看見他。真正的陳焕鏞, 不只是學術史上的一個名字, 更是一段被時代打磨過的生命。

他所處的年代, 本就是一個需要有人挺身而出的年代。當時的中國, 一切都在開荒, 一切都在重建, 許多學科尚未成形, 許多領域等待有人去辨認、去命名、去建立秩序。陳焕鏞恰恰站在這樣的起點上, 以近乎執拗的專注, 把植物學從零碎的觀察, 推向系統的研究；把一個人的興趣, 變成一門學問的基石。他的女兒陳都說, 父親的成就, 某種程度上是時代造就的。這話聽來平淡, 細想卻極深。因為真正的大時代, 從來不是為英雄量身訂造, 而是把使命交到那些願意承擔的人手裡。陳焕鏞沒有辜負這份交託。

然而, 學術的花朵並不總在安穩的土壤上綻放。戰火來臨時, 他珍重如命的標本曾兩度焚毀, 幾乎像把他半生心血一併燒盡。廣州淪陷之際, 日軍戰車就從研究所門前碾過, 那不是一個象徵, 而是真實的威脅, 真實的踐踏。他卻仍守著研究所, 甚至對準備散去的員工說出「必要的時候與研究所共存亡」這樣一句話。這不是口號, 是一個學者對自己所守護之物的誓言。可命運偏要再試煉他一次又一次：他曾被誣為「文化漢奸」, 曾在1947年的信中流露出疲憊、沮喪與茫然。那信紙上的沉默, 比許多慷慨激昂的言辭更沉重。因為那不是失敗者的哀嘆, 而是一位把一生都交給植物、交給國家、交給學問的人, 在歷史夾縫裡發出的低聲歎息。

1949年後, 他從香港飛往桂林, 去迎接新中國的誕生。這一個動作, 像是他一生中最乾淨俐落的一次轉身。之後, 他參與華南植物園的規劃, 培養植物分類人才, 組織採集隊奔赴各地, 最後又為了《中國植物志》而北上北京。這並不只是職務上的調動, 而像是一棵樹把根向更遠的地方延伸。北京的中關村大院, 住著錢三強、童第周這些同樣肩負時代的人。陳都回憶, 客廳鋪著枣紅色柚木地板, 父親把家布置得雅致而有分寸。那不是一種炫耀, 而是一位學者對生活仍存的審美。埋首於標本與文獻之間, 他仍愛山水畫, 仍常去琉璃廠, 仍在繁忙之中為自己的精神留下可以呼吸的角落。

可命運似乎總不肯放過他。到了「文革」, 他又被推上風口浪尖, 成了被批鬥的對象, 從北京回到廣州, 住進狹小簡陋的房子, 甚至連像樣的衛生間都沒有。那樣的日子, 對誰都足以磨去銳氣, 何況是一位年邁的學者。然而, 陳都說, 她從未聽過父親抱怨, 也沒有聽過他後悔。這種沉默, 不是木訥, 而是骨頭裡的硬。有人把一生用來證明自己, 有人則把一生用來守住自己。陳焕鏞屬於後者。他不說苦, 並不因為沒有苦；他不言悔, 也不是因為從未受傷, 而是因為他早已把自己的命運, 交給了更高的東西：學術、後輩、國家, 以及那一份近乎古老的士大夫氣節。

他的英文與拉丁文極好, 論文多以英文寫成, 連給秘書的便條也習慣用英文書寫。這些細節, 讓他像一位從舊學與新知之間走出來的人。他在家中朗誦英文詩, 也寫詩, 早年甚至在香港報紙上留下英文詩作。可最令人唏噓的是, 他臨終前最悔恨的, 不是別的, 而是沒有教好孩子們英文。這一句話, 平凡得像家常, 卻也深得令人心酸。因為一個把幾乎全部生命都交給學生的人, 往往最容易虧欠自己的孩子。他曾經為學生編教材, 為學生設課程, 為學生奔走標本, 為學生安排飯菜, 卻未必有足夠的時間, 牽著子女的手慢慢教他們識字、讀句、說話。於是父愛在這裡呈現出另一種形狀：不是溫言軟語, 而是責任、操勞與長久的缺席。

陳都與陳國僕記得的父親, 也不是一個擅長表達溫情的人。他沉默、內向、嚴厲, 有時甚至會拿起皮帶教訓孩子。可在那一代人的家庭裡, 愛常常並不以擁抱出現, 而是藏在柴米油鹽與忍耐之中。陳都說, 父親只有一顆心, 那顆心已經全給了植物學, 再沒有多餘的餘地分給別的事。這話聽起來帶著些許無奈, 卻也有著極深的理解。因為真正專注到極致的人, 往往不會把情感平均分配。他們的愛不是薄, 而是太集中；不是少, 而是太深。陳焕鏞對學生如此, 對家庭亦如此。只是學生們得到了他的教導與扶持, 孩子們得到的, 卻常常只是那背影、那忙碌、那嚴厲, 以及偶爾流露出的不善言說的關心。

他的學生卻記得很清楚, 他是如何扶持後輩的。當吳德鄰在研究中發現疑似新種標本而缺乏外國標本佐證時, 陳焕鏞立刻寫信求助, 替年輕研究者鋪橋搭路。這樣的老師, 心中裝著的不只是自己那一頁成果, 而是整個學科的未來。他懂得, 真正的學術不是獨行, 而是接力；不是一個人站得多高, 而是後來的人能否站得更穩。也因此, 今日回望陳焕鏞, 我們不該只看他的文章、職銜與名聲, 更該看見他如何在戰火與批鬥中守住研究所, 如何在艱困與漂泊中保存標本, 如何在國家需要時轉身投入, 如何在學生需要時伸手相助, 如何在家庭中以寡言而深沉的方式承擔一切。

他不是一個完美得沒有裂痕的人；恰恰相反, 他的一生充滿裂痕。可正因如此, 他的形象才格外真實, 也格外動人。裂痕沒有毀掉他, 反而讓光照進來。那光是學術的光, 是責任的光, 是一代知識分子對國家與學問的雙重忠誠。陳焕鏞用一生證明, 真正的大家, 不只在於做成了多少事, 更在於在風雨中仍然沒有改變自己所相信的東西。

暴雨中的草木微光：

從馬頭圍道到高埔村, 重尋「煥鏞箣竹」的二十二年記

由土瓜灣馬頭圍道到元朗高埔村。(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後記序章：黑雨籠罩的二零二六

二零二六年六月, 香港彷彿被沒入了無休止的混沌之中。這個月份,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接連亮起, 次數之頻密、雨勢之猛烈, 皆為近年所罕見。整座城市日夜被禁計在狂風暴雨的雨幕裡, 街道成了湍急的河流, 遠山在水氣中顯得模糊而疏離。然而, 隔著這密不透風的雨簾, 思緒卻不由自主地被扯回了整整二十二年前那是一個截然不同的六月。那是二零零四年, 筆者跟隨「延陵格物研究」的腳步, 初次踏足新界西的錦田高埔村。那時的夏日雖也炎熱, 卻承載著一份對未知物種探索的純粹與熱忱。那一年, 是我們對香港特有珍稀植物「煥鏞箣竹」 (Bambusa chunii) 進行第一次現地考察的起點。不經不覺, 歲月的大河已奔流了二十多個年頭。今年, 因著進行「陳煥鏞教授專題研究」的採訪任務, 筆者再次翻開這本厚重的植物誌, 在狂風暴雨與酷熱交替的極端天氣下, 踏上了一場橫跨港九新界的歷史與生態追尋。

第一站：土瓜灣馬頭圍道的黑白記憶

當年陳煥鏞教授在土瓜灣馬頭圍道存放植物標本及物資的地方已經重建, 現時已經面目全非。(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尋根的第一站, 筆者來到了九龍老區——土瓜灣馬頭圍道。在二十世紀初, 著名的植物學分類學家陳煥鏞教授曾在香港生活與研究, 這裡曾是他悉心存放植物標本與文獻的歷史據點。在濕熱交加的空氣中, 筆者手持當年的老照片, 試圖在密集的現代街道中對焦歷史的座標。遺憾的是, 歷史的腳步在香港這座講求效率與發展的城市裡向來急促。當年的標本存放地早已經歷了數輪的城市重建, 高聳的近代樓宇與連鎖店舖奪去了歷史的容顏, 舊日的建築主體早已找不到任何蹤影。物換星移, 叫人無奈。然而, 當筆者在附近躑躅、細細觀察時, 卻發現周邊一些尚未被納入重建藍圖的舊式唐樓與街廓, 其窗框的幾何線條、外牆的水刷石質地, 以及那份屬於上世紀中葉的建築風格, 依舊頑強地與黑白照片中的背景呼應著。那是一種斷裂中的微弱連結, 透過這些遺留的建築密碼, 筆者彷彿看見了當年陳教授在昏黃燈光下, 在馬頭圍道314號嚴謹地鑑定標本、寫下拉丁文名字的身影。雖無遺蹟, 卻有回憶。

第二站：闊別廿載, 急趕新界西

煥鏞箣竹的生景表面看綠草如茵一片清綠, 但是已經高度城鄉化。(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結束了馬頭圍道的歷史考察, 筆者一刻不敢停歇, 立刻轉乘交通工具急趕前往新界西, 奔向心中的另一個牽掛——那叢闊別了二十多年的煥鏞箣竹。在前往高埔村的路上, 窗外暴雨未歇, 筆者的內心也始終不踏實, 塞滿了焦慮與忐忑。二十二年的歲月太長了, 長得足夠改變幾代人的命運。在當代標榜著「鄉村開發」與「新市鎮規劃」的大潮下, 香港的鄉郊面貌日新月異。開山、劈地、鋪路、興建丁屋或私人屋苑……在這種不可逆轉的城市擴張邏輯下, 脆弱的大自然生態環境, 哪有不被蠶食、消失的道理？那一株在「延陵植物志」中被記錄、世界僅在高埔村村公所附近一帶有野生紀錄的香港特有竹種, 是否早已在某次推土機的轟鳴聲中被連根拔起？筆者不敢想像。

尾聲：風雨中的溫暖微光

2026年煥鏞箣竹的生長情況。(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抵達高埔村後, 雨勢稍息, 但悶熱如蒸籠。現場的環境與二十年前相比已大相徑庭, 增建的鐵皮屋與石屎路讓原本的植被界線變得模糊。筆者在縱橫交錯的村道與草叢間尋覓、比對, 衣衫盡濕, 正當失望之情漸漸湧上心頭時——驀然回首, 在一處不起眼的村舍旁, 那獨特的、下部略呈之字形曲折、分枝上帶有銳利硬刺的稈叢, 赫然映入眼簾！那是煥鏞箣竹, 它居然還在！更讓筆者驚喜的是, 這叢竹子非但沒有自生自滅, 反而顯得錯落有致。此時, 一位住在旁邊、身穿內衣的長者伯伯緩緩走了出來。看見筆者對著竹子端詳, 伯伯便主動搭話。在言談間, 筆者驚訝地發現, 這位老伯伯對這些煥鏞箣竹有著極為深厚的感情。多年來, 他總是風雨不改地、小心翼翼地為它們修剪雜亂的竹枝, 保護著它們的生長空間。
「伯伯, 你知唔知呢隻叫咩竹？」筆者問。
伯伯笑著搖搖頭, 坦言自己並不知道這竹子的學名或背後大科學家的故事, 但他微笑著說：「我唔知佢叫咩名, 但係總之就知道呢啲竹好特別, 同普通竹唔同, 喺度好多年喇, 所以要好好看住佢。」
聽完這番話, 筆者內心湧起了一股久違的激盪與感動。在這個令人失望的大時代裡, 我們每天打開報紙、打開手機, 香港社會似乎很久沒有令人振奮的好新聞了, 留下來的往往只有無奈與浮躁。然而, 在元朗一隅的偏僻村落裡, 一位平凡的長者, 卻用他最樸素的善意與堅持, 默默守護著一叢連科學界都視為珍寶的香港特有物種。他守護的, 不僅僅是一株植物, 更是香港這片土地上正在消逝的本土連結與人文溫度。走出高埔村時, 天空依然陰暗, 但筆者的心中, 卻因這場跨越二十二年的重逢, 感到了一絲無比踏實的溫暖。

寫在最後：二十二年與竹再敍

煥鏞箣竹的植物學正式學名為 Bambusa chunii L. C. Chia & H. L. Fung。在植物分類學系統中, 它隶屬於被子植物門 (Angiosperms) 、單子葉植物綱 (Monocots) 、禾本目 (Poales) 下的禾本科 (Poaceae) , 並歸於箣竹屬 (Bambusa, 又稱簕竹屬) 。這項極具代表性的科學發表, 後凝結了多位嶺南植物學家的接力研究：高埔村的初見 (1980年) , 1980 年植物採集團隊在香港新界元朗錦田公路旁的高埔村, 首次採集到了這種似曾相識卻又與眾不同的叢生竹類標本。由於該竹種在野外展現出獨一無二的形態, 隨即被送往權威機構進行鑑定。賈良智與馮學琳的鑑定 (1983年正式發表) ：收到標本後, 華南植物研究所 (現華南植物園) 的著名竹類分類學家賈良智 (L. C. Chia) 與馮學琳 (H. L. Fung) 兩位教授展開了極為嚴謹的形態解剖比對。他們確認這是一個從未被登錄過的世界新物種, 並於 1983 年正式撰文發表。隨後, 這項成果也被畢培曦、胡秀英博士等知名學者共同收錄於 1985 年出版的經典文獻《香港竹譜》之中。學名中的「陳煥鏞」傳奇：為了紀念對中國現代植物分類學做出奠基性貢獻、創辦了華南植物研究所的已故所長陳煥鏞教授 (Prof. Chun Woon-yong, 1890–1971) , 賈良智與馮學琳特意將其姓氏拉丁化, 作為該新物種的種加詞 chunii。值得一提的是, 陳煥鏞院士恰好於 1890 年出生於香港, 這種由香港本土孕育、並以他名字命名的孤存植物, 無疑成為了對這位科學巨匠最浪漫且永恆的科學致敬。(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煥鏞箣竹的各個細節, 在太陽照耀的藍天下竹頂葉片迎風搖曳。另外還見到竹枝之上粗壯的竹箣。(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陳煥鏞教授藏書內的印章, 陳教授接受西式教育, 英文程度比中文還要好, 陳氏中西融合的感覺, 浮現出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的優雅氣息。(圖片來源: 延陵科學綜合室檔案)
　

2004年6月, 本專題曾以陳煥鏞教授為核心, 結合文獻梳理與實地踏查, 對其生平事跡及其在中國植物分類學史上的地位作出初步整理, 並以一種具體而可感的方式, 追索一種以其命名、且被認為僅存於香港元朗高埔村一隅的竹類植物——煥鏞箣竹 (Bambusa chunii) 。該次研究既屬人物史之書寫, 亦兼具地方自然史考察之性質, 嘗試在學術史與在地生境之間建立關聯。然而, 受限於當時材料掌握與篇幅安排, 對陳煥鏞生平之呈現, 仍偏重於其學術貢獻之概述, 未能全面展開其一生行跡與時代背景之細緻脈絡。

時隔22年, 原有調查所依據之環境條件、文獻基礎及知識框架, 均已發生不同程度之變化。是次重啟專題, 一方面乃對既有研究之回顧與補充, 另一方面亦嘗試在時間距離中重新審視陳煥鏞其人其學, 以及相關物種與地景之歷史意義。尤為重要者, 本次專題將在既有基礎上, 系統整理與重構陳煥鏞自香港出生、留學美國、歸國任教、戰時遷徙以至晚年主持研究機構之完整生命歷程, 力圖透過更連貫而具層次之敘述, 使讀者得以全面理解其學術選擇與歷史處境之間的互動關係。

2026年6月, 我們再次進入高埔村, 循當年路徑重訪既有記錄地點, 藉以觀察該物種之現存狀態, 並檢視過去有關其「野外絕滅」與否之判斷, 在當下語境中的適用性。這一重訪行動, 不僅具有田野調查之性質, 亦構成對既有文本的一種實證性回應, 使2004年的觀察得以在時間延續中接受再度檢驗。

就人物史而言, 早年之論述主要將陳煥鏞定位為中國現代植物分類學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強調其留學歸國後致力建立本土植物標本體系、培養專業人才, 以及在戰亂期間保存模式標本之歷史貢獻。然在本次專題中, 相關敘述將不僅止於學術成就之歸納, 而是進一步結合其不同人生階段之活動軌跡, 分析其學術實踐如何回應20世紀中國政治動盪與知識體系重建之需求, 從而呈現一種更具歷史動態的學者形象。

在此基礎上, 陳煥鏞之工作亦可被置於更宏觀之知識史脈絡中加以理解。其於1919年歸國後推動建立標本館與研究機構之行動, 不僅屬個人學術志業, 更涉及中國在面對西方自然科學體系時, 如何逐步重建對本土自然之認識權與命名權。以其名命名之Bambusa chunii, 遂不僅為分類學上的命名實踐, 同時亦象徵著本土學術權威在植物學知識體系中的確立過程。

至於煥鏞箣竹本身, 2004年專題曾依據當時可得資料與實地觀察, 對其分布極端狹窄及可能「野外絕滅」之說提出保留, 並嘗試指出該判斷之證據不足。22年後再作考察, 其問題意識已由單純之物種存續, 延伸至生境變遷與地方環境史之層面。香港新界地區在過去數十年間經歷快速都市化與土地利用轉型, 高埔村周邊環境亦出現結構性變化。在此背景下, 該物種之現存狀態, 不僅取決於其生物學特性, 更與人類活動、土地規劃及生態破碎化等因素密切相關。

因此, 本專題之再展開, 旨在結合歷史文獻、既有調查記錄與當前實地觀察, 對陳煥鏞之完整生平、其學術位置, 以及煥鏞箣竹之歷史與現實處境, 作出一種跨時段的綜合考察。透過將2004年之觀察置於2026年之時點加以重讀, 我們得以檢視既有敘述之有效性與侷限, 並進一步思考：在知識生產、物種存續與地方變遷三者交織之下, 一位學者與一個物種, 如何在不同歷史階段中被持續重構其意義。本序言所提出者, 並非定論, 而是一種研究視角之更新。其目的, 在於為後續討論提供更為完整的人物史框架與問題意識, 使陳煥鏞及煥鏞箣竹, 不再僅作為紀念性符號存在, 而能回到具體的學術史與環境史脈絡之中, 被重新理解與定位。

作為2004年專題之延續, 本文亦嘗試在既有基礎上, 對陳煥鏞教授之生平作進一步梳理與解讀。相較於當年偏重於學術貢獻之概述, 本次撰述將其置於更完整的歷史時序之中, 從其1890年生於香港的早年背景出發, 經由1913至1919年間赴美求學、接受西方植物分類學訓練的關鍵階段, 繼而回溯其歸國後歷任多所高等院校教職、推動植物標本館建設, 以及在抗戰期間輾轉保存珍貴標本之具體行動, 直至1949年後持續於華南地區主持研究機構、推進植物分類學研究的晚年歷程。此一梳理, 雖未敢謂詳盡無遺, 然力求透過時間脈絡與歷史情境之結合, 呈現其學術實踐如何在動盪時代中展開, 並逐步形成其在中國植物學史上不可替代之地位。本文之目的, 不僅在於補充既有專題之不足, 更希望藉此略具系統性的重構, 使讀者得以較為全面地理解這位生於香港的中國植物學家, 如何在跨地域與跨時代的知識流動之中, 建立其一生光輝而深具歷史意義的學術歷程。

延陵格物研究
2026.6.30

全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