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卷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匈牙利诗人革命家 裴多菲PetoKfi Sandor 1823—1849  

 

 

 

 

61日至 64  

 

1  北京政府进一步明确界定新闻封锁措施, 邓小平杨尚昆对戒严部队致慰问学生重申对话条件, 强调不参与党派斗争
2 北京火车站及天安门广场一带有军队操练长示实力,

同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刘晓波北京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讲师)周舵、《师大周报》前主编、中共党员高新及著名词曲作家侯德健绝食, 发表《六.二绝食宣言》, 全文如下

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 
  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 
  在李鹏政府非理性的军事暴力高压之下,中国知识界必须结束几千年遗传下来的只动口而不动手的软骨症,以行动抗议军管:以行动呼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诞生;以行动忏悔由于我们长期的软弱所犯下的过失。对于中华民族的落伍,我们人人都负有一份责任。 
一、绝食的目的 
此次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主运动,一直采取合法的、非暴力的、理性的和平方式来 争取自由、民主和人权,但是,李鹏政府居然以几十万军队来压制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和各界民众。为此,我们绝食,不再是为了请愿,而是为了抗议戒严和军管!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是,我们不畏强暴,我们要以和平的方式来显示民间的民主力量的坚韧,以粉碎靠刺刀和谎言来维系的不民主的秩序!这种对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各界民众实行戒严和军管的极端荒谬悖理的蠢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使共产党、政府和军队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毁于一旦!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敌人意识成为中国人的遗传;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更把传统的仇恨心理、敌人意识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极端,此次军管也是「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的体现。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开始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李鹏作为总理犯有重大失误,应该按照民主程序引咎辞职。 但是,李鹏不是我们的敌人,即使他下台,仍然具有一个公民应享有的权利,甚至可以拥有坚持错误主张的权利。我们呼吁,从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放弃旧的政治文化,开始新政治文化。我们要求政府立即结束军管,并呼吁学生和政府双方重新以和平谈判、协商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对立。 
此次学生运动,获得了空前的全社会各阶层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军管的实施,已把这次学生运动转变为全民的民主运动。但无法否认的是,有很多人对学生的支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心和对政府的不满,而缺乏一种具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意识。为此,我们呼吁,全社会应该逐步地放弃旁观者和单纯的同情态度,建立公民意识。公民意识首先是政治权利平等的意识,每个公民都应该有自信:自己的政治权利与总理是平等的。其次,公民意识不只是正义感和同情心,更是理性化的参与意识,也就是政治责任感。每个人不只是同情与支持,而且要直接参与民主建设。最后,公民意识是承担责任和义务的自觉性。社会政治合理合法,有每个人的功劳:而社会政治不合理不合法。也有每个人的责任。自觉地参与社会政治和自觉地承担责任,是每个公民的天职。中国人必须明确:在民主化的政治中,每个人首先是公民,其次才是学生、教授、工人、干部、军人等。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是在打倒一个旧皇帝而树立一个新皇帝的恶性循环中度过的。历史证明:某位失去民心的领导人的下台和某位深得民心的领导人的上台并不能解决中国政治的实质性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救世主而是完善的民主制度。为此,我的呼吁:第一,全社会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起合法的民间自治组织,逐渐形成民间的政治力量对政府决策的制衡。因为民主的精髓是制衡。我们宁要十个相互制衡的魔鬼,也不要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天使。第二,通过罢免犯有严重失误的领导人,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罢免制度。谁上台和谁下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上台和怎样下台。非民主程序的任免只能导致独裁。 
在此次运动中,政府和学生都有失误。政府的失误主要是在旧的「阶级斗争」式政治思维的支配下,站在广大学生和市民的对立面,致使冲突不断加剧;学生的失误主要是自身组织的建设太不完善,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非民主的因素。因此,我们呼吁,政府和学生双方都要进行冷静的自我反省。我们认为,就整体而言,此次运动中的错误主要在政府方面。游行、绝食等行动是人民表达自己意愿的民主方式,是完全合法合理的,根本就不是动乱。而政府方面无视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以一种专制政治的思维把此次运动定名为动乱,从而又引出了一连串的错误决策,致使运动一次次升级,对抗愈演愈烈。因而,真正乞制造动乱的是政府的错误决策,其严重程度不下于「文革」。只是由于学生和市民的克制,社会各界包括党、政、军有识之士的强烈呼吁,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血事件。鉴于此,政府必须承认和反省这些错误,我们认为现在改正还不算太晚。政府应当从这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当中汲取沉痛的教训,学会习惯于倾听人民的声音,习惯于人民用宪法赋予的权利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学会民主地治理国家。全民的民主运动正在教会政府怎样地以民主和法制来治理社会。 学生方面的失误主要表现在内部组织的混乱、缺乏效率和民主程序。诸如,目标是民主的而手段、过程是非民主的;理论是民主的而处理具体问题是非民主的;缺乏合作精神,权力相互抵销,造成决策的零乱状态;财务上的混乱,物质上的浪费;情感有余而理性不足;特权意识有余而平等意识不足;等等。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大都停留在意识形态化和口号化的水平上。只讲思想启蒙,不讲实际操作;只讲目标,而不讲手段、过程、程序。我们认为:民主政治的真正实现,是操作的过 程、手段和程序的民主化。为此,我们呼吁,中国人应该放弃传统的单纯意识形态化、口号化、目标化的空洞民主,而开始操作的过程、手段和程序的民主建设,把以思想启蒙为中心的民主运动转化为实际操作的民主运动,从每一件具体的事情做起。我们呼吁:学生方面要以整顿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为中心进行自我反省。 
政府在决策方面的重大失误还表现在所谓的「一小撮」的提法上。通过绝食,我们要告诉国内外舆论界,所谓的「一小撮」是这样一类人:他们不是学生,但是他们作为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主动地参与了这次以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他们想用自己的智能和行动让政府从政治文化、人格修养、道义力量等方面知所愧悔,公开承认并改正错误,并使学生的自治组织按照民主和法制程序日益完善。 必须承认,民主地治理国家,对每个中国公民来说都是陌生的,全体中国公民都必须从头学起。包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民众两方面的失误都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知错必认、知错必改,从错误中学习,把错误转化为积极的财富,在不断地改正错误中逐步地学会民主地治理我们的国家。 
二、我们的基本口号 
1 我们没有敌人! 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能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2 我们都需要反省! 中国的落伍人人有责! 
3 我们首先是公民! 
4 我们不是寻找死亡! 我们寻找真的生命! 
三、绝食的地点、时间、规则 
1. 地点:天安门广场人民纪念碑下 
2. 时间:72小时,6216 —6516时。 
特殊说明:由于侯德健在6天后将赴香港制作唱片,所以他的绝食时间为48小时,从62I6 — 6416时。 
3. 规则:只喝白开水,不得进食、不得饮用含营养物质(糖、淀粉、脂肪、蛋白质)的饮料。 

四、绝食人 
刘晓波: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 
舵:原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讲师、北京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 
侯德健:著名词曲作家。 
新:《师大周报》前主编、中共党员。  

63日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上 , 发表戒严部队指挥部紧急通告

3 戒严部队数万人凌晨进入市区并欲指向天安门, 被百万群众围堵后撤新华门, 群众展览掳获军火, 包括用以嫁祸群众的菜刀下午, 武装的戒严部队西单新华门向群众施放摧泪弹及挥捧击打群众 北京报章刊载市委宣传部文章题为<<认清动乱的实质和戒严的必要性>>李鹏亮相中央电视台新闻, 发表"世界环境日"讲话
4 凌晨, 中共军沿路血洗天安门, 记者拾获军队使用杀伤力极强的达姆弹对付人民, 民主女神像被拆数十万人举行"黑色大静坐"及游行

 


 

              

 

六月三日晚上至六月四日的凌晨,北京街道上成了战场 

  

一位身穿医护袍的人在军兵面前大叫 " 自由    自由 ...... ",  军人随即就是数十向的枪声, 以下音轨便是记录这个场面。 

原声音轨下载/收听:  63日中共戒严部队的枪声

 

六月三日晚上至六月四日凌晨的民主女神像

六月四日凌晨二时卅五分,中共戒严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后首先动手的目标,戒严部队的士兵合力将她拉倒,并且以电视摄影机拍摄拉倒的过程,当天即在中央 电视台播放出来。

     

  () 民主女神像被中共戒严部队合力拉倒   () 中共士兵六月四日在天安门广场上焚烧被撞毁的女神像   

 

六月四日的凌晨和早上军民冲突加剧,中共士兵以步枪扫射,被枪杀北京市民不计其数!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黄昏新闻特备报() 六月四日凌晨特别报()六月四日日间至黄昏新闻专辑的电视片头

(延陵图书馆藏电视录像, 1989/05~06 香港新闻)

 

哀鸿遍地

一群记者分别在血洗后的天安门广场沿途及停尸间冒险拍摄的照片,是真是伪,由读者以理性及良知判定...... 

 

光天化日下的屠杀

遇难者身上的遗物-研究生证 

 

坦克压死碾碎的尸体

 

"救护车!! 救护车!!...... "

6月3日至4日早上, 不少为阻塞解放军入城的民众遭受坦克及装甲车辗毙, 或被枪击至死; 血肉横飞的残尸暴露在大街上。对于一些身负重伤的遇难者被疲于奔命的市民抬到由自行车改装的板车上送到医院或救护站, 希望能保活每个生命!
在惊慌及情势危急的状况下, 救护者一面拚命踏车, 一面发出悲痛的呼唤 ~ "救护车!! 救护车!!...... ", 一幕幕哀恸及绝望不绝于天安门广场附近的街头。
解放军在非战争的形势; 在光天化日下以实弹射击、重型军车撞击街上的示威市民, 更有指, 他们甚至使用被禁用于战场上的达姆型子弹来对付民众。

 

毫无气息的街角

被解放军杀害暴尸街头手无寸铁的民众, 以及军车把人辗毙后扬长而去后地上留下的血路

 

死寂的救护站

64日日當天, 被送到醫院或救護站的死難者眾, 因屍體數字太多而堆積在停屍間以外, 由街外收集而來仿如垃圾般暫存在一起, 等候處理。對於當時北京的醫護人員來說, 對於這一天的際遇會有甚麼感想呢?

 这名脑浆涂地的遇难者虽得到救济, 但幸存生命的有多大呢?

 

由于遇难者的数量众多, 无法应付事件的医院祗好把尸体如同垃圾般堆积在停尸间附近

  

(左)认尸 ~ 祗历一夜便永久诀别的悲恸亲属抚尸痛哭, 这份打击的痛苦又有多人能明白呢? 若是以己心代入他们的心境内, 便会领受这种心酸的同时; 对这个泯灭人性的政权的痛恨是不由而生的; (右)当时被记者拾获解放军用于杀害市民的实弹

 


烈士魂

 

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后,香港悼念北京遇难同胞的海报 (延陵博物馆藏:未编号) 

《争鸣》杂志刊出记者捡获的子弹   


 

一名六四遇难者的母亲,在临时停尸间内认领儿子尸体时的惨况 

    

 ()站在运兵货军上的士兵,手持AK47型步枪已作好扫射的准备 ()极为悲恸的北京遇难市民家属

 

 

中国红十字会人员

六月四日

死二千七百人,伤三万人

北京某医院发言人

六月四日 

死二千六百人,其中一千人为大学生。

中共国务院发言人袁木戒严指挥部发言人张工

六月六日

军队伤五千多人。群众伤二千多人。军队和群众死约三百人。  学生死二十三人。(张工强调地说:『天安门广场的清理中,没有发生任何伤亡,没有打死一个人。』)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六月七日

死几十名解放军,发生了一些伤亡 ,但多数是解放军和武警战士。

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

六月七日

死四千多人、伤三万余人。

大公报 

六月七日

死二千人以上、伤三万人以上。(六日下午六时,北京各医院处理尸体数)

美国总统首席助理

六月九日

死逾四千人。

中共国务院发言人袁木

六月六日

军队伤五千多人。群众伤二千多人。军队和群众死约三百人(对学生死亡数避而不谈。辩称海外有关天安门广场的屠杀昼面,是经过剪接手法捏造的。强调广场无一人死亡。)

北京市长陈希同

六月三十日

死二百多名民众(包括三十六名大学生),受伤民众三千多人,军警数十人死亡、六千多人受伤。(袁木承认的数目)

 64当天, 奉命清场的戒严部队完成任务后发表声明, 内容大概讲述其进驻广场之经过, 提到死伤人员情况时则反指不少军人(有强劲武装)遭普通民众肄意屠杀, 成为六.四后中共欲盖弥彰中荒谬之始,   按此阅读有关原始文件  


袁木求愚  


八九年四月期间在否定学生自组组织记者招待会上的袁木

67  中共国务院发言人袁木、戒严部队政治部主任张工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丁维俊下午在中南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内容为揭露首都反革命暴乱的事实真相, 试图通过和种"证据" 阐释中共镇压民众的"合理性", "理据" 不仅不被普罗大众接纳, 反遭国际社会的严重谴责, 之后更有人将下列"理据"嘲讽为"袁木求愚"  

袁木:今天举行一个国内记者招待会,主要是因为从六月三日凌晨以来,在首都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建国以来没有过的反革命暴乱。这件事引起了国内国外舆论的密切关注,所以国务院委托我请来了戒严部队某部政治部主任张工,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丁维俊,给大家提供这方面的有关情况。我们可以先讲一讲,大家有甚么问题再问。
我先讲几点:第一点,现在的局势。总的来看,六月三日凌晨极少数暴徒策动的一场反革命暴乱,在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下面,暴乱者的阴谋没有完全得逞,粉碎暴乱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或者说第一步的胜利。现在暴乱还没有完全平息,首都的局势仍然是相当严峻的。

第二点,暴乱发生之后,社会各界包括舆论界,对伤亡情况都很关心。国务院也很关心这件事,因此,让有关方面尽可能去调查了解,但是由于局势还不稳,秩序还相当混乱,许多正常渠道还没有恢复,所以统计数字还不完全,经再三核实的不完全统计,情况是这样的: 解放军官兵受伤五千多人; 地方上(包括为非作歹的暴徒、围观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共伤二千多人; 死亡情况,军队和地方加在一起的初步统计数字是近三百人,其中包括部队的战士,包括罪有应得的歹徒,也包括误伤的群众。

除此之外,军队方面到目前为止还有四百名官兵失踪,生死不明,等将来局势稳定下来,有些可能生还,有些可能牺牲了。  大体情况就是这样。对这个数字,我已经再三说过不是很准确,但是有一个数字相对来说比较准确,是经过向各个大学了解的,就是到现在为止北京各个大学死亡的大学生二十三名。我预计随着事件的发展、局势的进一步稳定,各方面情况了解了,可能这些数字还会有变化。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首先给同志们通报一下。  再一点是关于天安门清理过程中的情况。这件事等会儿请张工同志来介绍,因为他当时在场,还有一段录相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大体的情况是,用原来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的形象语言,他们基本上是和平撤离的。

张工:或者说自动撤离。  

袁木:自动撤离、和平撤离,学生自己提出来是和平撤离,后来双方达成了协议。具体情况张工同志可以讲一讲。  再一点,国务院认为,现在首都形势还很严峻,稳定全局,进一步恢复秩序,这是关系到首都的大局。首都有一千几百万人,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秩序不能恢复,就会给极少数暴徒、歹徒有可乘之机。据现在已经了解到的情况,他们还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打、砸、抢、烧、杀都有,公共汽车继续受到烧毁,路障还继续在搞;特别严重的是他们现在还要切断水源、切断电源,进一步把交通搞瘫痪,他们都还有这个计画,而且在一些地方还在进行着破坏活动。如果这个情况不改变,首都一千多万人民的生活无法保证。现在已经面临着市场供应严重短缺的问题,特别是日常的副食品、蔬菜的供应已经相当困难,如果烧的煤气也没有了,液化气也没有了,用电再发生困难,交通再进一步瘫痪,这个局面就更加严峻了。我们希望全首都人民都能和解放军同志、武警部队、公安干警一起,为迅速恢复正常的秩序来共同努力,有同志建议现在可以提一个口号:大家来保卫人民生活、保卫社会安全。现在人民生活秩序如果再不能够迅速恢复正常,群众的利益就更难保护了。再向远一点说,如果再乱,乱得更严重,原来就对社会主义、对我们国家怀有种种仇恨的这些歹徒们的阴谋得逞,中华人民共和国被颠覆,问题就更严重了。解放军同志、武警部队指战员、公安干警、广大人民群众之间本来就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利益应该是一致的。希望我们的舆论机构无论如何从这个大局出发,千方百计地使我们这种内部的矛盾不要再激化,大家都来共同地维护社会秩序。这样,为非作歹的、打砸抢烧杀的犯罪行为也容易暴露,也容易得到处置,违法分子也容易得到处理,整个秩序也可以得到维护。我们对暴乱的幕后组织者、策动者不能手软,因为他和我们之间的矛盾是敌对的矛盾,这个问题不明确、不进一步地解决,也就不能保护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广大群众,包括广大的青年学生,从学潮开始以来,都表示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没有出路的。这一点,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认识是一致的,因此我在这里呼吁:通过我们的舆论界尽可能地、更多地传递这样的信息,以消除各种误解,缓和各种可以缓和的矛盾。人民之间,人民和军队之间,人民和武警部队拾战员、公安干警之间,无论如何应该团结起来。为了使目前的局面得到改变,希望广大市民在现在混乱的情况下不要再到街上围观。上班坚守岗位,下班就回家,不要在街上过多停留。这并不是为了限制人民的自由。戒严本来是为了恢复正常秩序,因为在目前这么一个状况下,如果这些真正得到遵守,可能会比较快地把局面稳定下来。不稳定,很多事情都很难办,我们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以及国家的建设都谈不到。现在把局势稳定下来,在各自的岗位上,各人都能做出一分贡献,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国务院领导同志要我在这里强调一下:一旦大局稳定,首都秩序恢复正常,我们政府同各界人士包括广大学生之间的对话就要继续进行,在各个层次上,通涸多种渠道、多种方式进行。各界人士包括青年学生在前一个时期提出的惩治官倒,克服腐败,推进民主建设等等这些意见,政府都要认真地考虑,并且通过对话认真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因为局势这样的严峻,本来开始考虑的一些事情的进程被打乱了。我想今后我们还是要弥补这方面的损失,能够尽快地把局势稳定下来,能够把党和政府工作中应该克服的种种缺点尽快加以克服。这也是广大群众的愿望。  

张工:首先我想向新闻界的同志负责任地说明一个问题,并且也想通过大家使首都人民、全国人民明了,就是六月四日凌晨四时半至五时半,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任务的过程中,绝对没有打死一个学生和群众,也没有轧死轧伤一个人。

袁木:就是说没有用坦克、军车轧人。

张工:没有轧人,没有轧死轧伤一个人。当前社会上流传着一个说法叫做解放军「血洗了天安门广场」,还有的传说打死了多少多少人,并且在天安门广场焚尸,这纯粹是谣言,根本没有这个事情。我想这是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所制造的,希望大家不要相信这个谣言。现在谣言很多,我进门时就碰到这样一件事情,有人说我们的两个集团军为了「争夺」南苑机场,相互之间发生了激战,从昨晚一直打到现在,并且动用了大炮。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两个集团军根本就不在南苑机场,没有在那个地方,这种谣言纯粹是蛊惑人心的无稽之谈。

 除了说明这个问题之外,我想把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过程简要地说明一下。六月四日凌晨一时半,部队到达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任务。在那个时候,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反复用几个小时的时间(现在算起来大体用了三个多小时),反复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紧急通告。这个紧急通告指出了在六月三日到我们清场期间首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反革命暴乱,要求当时在广场的学生和群众尽快离开。经过反复广播之后,大批的围观群众和在广场的群众逐渐离去,只剩下一部分人仍然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呆着。部队在正式清场以前,为了使更多的人离开这个场,再次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告。在反复广播宣传之下,学生代表向我们戒严部队提出一个要求,能不能让他们和平撤退或者是自动撤退。戒严部队立即表示同意,并且又通过广播反复向学生说明,戒严部队完全同意他们的要求,请他们自动地、和平地离开广场。这样,就有不少的学生比较有组织地打着旗,从东南方向离开了广场。

清场开始时,广场上的人已经比较少了。部队由天安门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推进,并且留下一个信道,让当时在广场的学生和群众能够自动地离去。直到学生和群众全部走完之后,我们部队的干部战士逐一地对他们临时搭起的帐篷进行了检查,看看里面有人没人。在确实弄清楚这些帐篷没有人之后,才用车辆把这些帐篷和各种障碍物,还有那个所谓的什么女神像统统推倒。在清场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法组织「高自联」的头头,带着七个人,有的站在一辆装着两桶汽油的车上,有的手里提着装满汽油的瓶子,企图用这些东西来烧毁军车,并且要摘爆炸,还扬言要烧毁天安门城楼,当我们的干部战士发现他们之后,他们的车没有开,提着瓶子向金水桥方向跑,跑的过程中,我们把他们抓获了,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整个清场过程可以说是在强大的反复的宣传之下,基本上是一种和平的撤退。这个过程很清楚,没有死一个,没有轧伤一个人。

袁木:我们看看当时撤离的一段录相。

[看录像数据......]

袁木:请张工同志继续讲吧。

张工:我再讲一点就是,我们戒严部队的全体官兵从五月二十日执行戒严任务以来,对围攻、殴打解放军战士和干部的群众,当然里面也有一部分是坏分子了,一直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内,我们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我们有个部队在石景山古城到八角地带被围困三天三夜,根本吃不上饭,喝不上水,被打、被揪,有的军长、政委在你推我搡的情况下站了五个多小时,一直采取十分克制的态度。从六月三日晚到六月四日凌晨一点半,部队向天安门开进,遭到暴徒的疯狂袭击。大家刚才看到一些录相镜头,其实有些镜头是没法录的,来不及作这个事情。就部队反映的情况,有些暴徒使用的是钢筋棍、带钉子的大捧,装有汽油的自制的燃烧瓶。一些汽车、装甲车就是被这些东西烧毁的。他们还投掷了大量的石块、砖头、玻璃瓶,这些就像雨点般地打到部队指战员的脑袋上。好在我们部队戴着钢盔。许多同志到达天安门时,这儿打破一块,那儿伤了一块,这还都不计入受伤之列。还有一些极其坏的分子,从战士手中夺过枪就向战士开枪。因此,部队伤亡是比较大的。我们的战士在崇文门被他们抬到过街桥上摔下来,摔死还不算,还浇上汽油把战士烧焦,烧焦了以后就挂起来示众。除了伤亡比较大之外,我们一些装备也受到很大的破坏。暴徒们烧毁和破坏了我们各种军用车辆,就现在初步的不完全的统计,大概有几百辆。

袁木:有个统计是烧毁各种车辆五百几十辆。

袁立本:现在有的还没有统计上来,据初步的不完全统计,烧毁的车辆是五六百辆,其中军车是三六四辆,公共汽车是一零二辆,其它是一些运输车辆,包括面包车、卡车等等。还有二零二辆公共汽车被推到路上作路障了。  

张工:仅在军事博物馆以东被烧毁的装甲车、汽车就有一百多辆。各种枪枝被抢的有几百技(挺),现在很难说出具体的数字。现在我们巡逻的部队就看到有的暴徒骑着自行车,挎着冲锋枪。今天凌晨一点多钟,戒严部队在复兴门立交桥就遭到两股武装暴徒的开枪袭击。他们的头子已经抓住了,叫张军,二十二岁,是北京崇光制件厂工人,家就在石景山区住。据他讲他那里现在还关着四名军人,一名军官,三名士兵。这些事实能充分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的首都当前发生的问题的的确确是非常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一伙暴徒的气焰可以说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二是说明了我们军队由于害怕误伤群众,因为这里有很多是受了他们煽动、听信了传说的群众,有些是围观、看热闹的群众,所以部队始终采取非常克制的态度。从我们的伤亡和装备所受的破坏来看,如果我们不是采取克制态度,根本就不会是现在这个状况,就不会有那么多官兵伤工,也不会有那么多武器装备被破坏、抢走,这是常识范围内的事情。军队如果不克制,手中有武器,不要那么多的军队,就不会造成现在这样的情景。尽管六月三日晚上到六月四日凌晨已经是反革命暴乱了,我们部队被迫进行了一些自卫,也多数是对空鸣枪,万不得已时对空鸣枪,但是我们仍然是非常克制的,因为我们这支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他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袁木:请袁立本同志将暴乱发生之后所受到的损失,还有一些社会情况,一些暴徒还在那里策画搞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向大家介绍一下。

袁立本:简单地向大家介绍一下。由于现在各方面情况比较困难,形势依然很严峻,所以有些情况不一定全面。这次反击反革命暴乱取得初步胜利以后,首都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这伙暴徒现在变换了手法,不甘心失败,依然猖狂地进行反扑。现在大体上反映在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继续造谣,蛊惑人心,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和政府作对,和人民作对。由于我们现在各方面条件受到一定限制,所以有些事实真相澄清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包括我们的报纸,这两天都送不出去。从昨天到今天,大概报纸都送不出去。

袁木:我们有两天看不到报了,连我们这儿也看不到报。  

袁立本:现在的谣言针对着群众心理,有很大的蛊惑性。特别是在有些群众情绪比较激奋的时候,有很多问题比较难以冷静下来考虑。在崇文门菜市场门口过街天桥,从天桥上扔下来的那个解放军战士,后来被汽油活活烧死。就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造谣,说这个战士是在杀死三个人以后,由于群众激愤把他打死的。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正好,咱们昨天早晨接到了家住在崇文门附近的一个女同志打来的电话,把事情的过程重新讲了讲。她说,她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反映祟文门一个战士被烧的情况。她说她是亲眼看到的。说几千人传谣,说这个战士打死了三个人,还说有个老太太给这个人跪下,这个人还把老太太打死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种事可能发生吗?这个女同志讲,实际情况是,六月四日晨五点左右,有三辆车,好象拉东西的,只看清楚一辆拖车上是大头菜。当三辆车经过祟文门时,有很多人往车上扔石头和瓶子。这时有两辆车调头回去了。但其中挂有拖车的那辆车比较长,没有及时调头,这时雨点般的石头往车上扔。开始,这位女同志还以为车上没人,光有司机。实际上车上有十一个人,这时他们完全可以开枪,但没有开枪,就看见他们跳下车往胡同里跑,跑的时候,这几个人开枪没开枪没着见,好象有枪,但枪不多。其中有一个人没跑了,被打死,又从祟文门天桥上扔下来,然后泼上汽油烧了。其实这个人根本没有打人。这个人如果有枪,他完全可以自卫,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这个战士被活活打死,还说他打死了三个人,这人太冤枉了,死了还遭这么多人的唾弃。她希望向戒严部队反映,能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所以现在这些谣言,造谣的固然很可恨,但是,有些听信谣言的,传得绘声绘色,如果深一问,你是看见的还是听见的,他又说不上来了。这些谣言很能蛊惑人心。  

袁木:对在这次平息反革命暴乱中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装警察和公安干警,我们感到无比的悲痛。有些同志确实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残害。刚才同志们看到的这个录像,当然还有其它的材料,将来都可以公布,这是一。对于无辜的,只是去围观,只是去看热闹,并不是和人民解放军相对立的,也并不是参加暴乱,我想从录像上看,大多数恐怕还是这样的人,并不是所有的人在镜头上出现的都是在自觉地搞暴乱。在这样一个混乱的状态下,好人坏人混在一起,良莠不分,皂白不分,解放军在被迫、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采取一些断然措施,因此误伤了一些人。对这些被误伤的同志,在来以前,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就跟我说,对他们表示很不安,而且要查实他是哪个单位的,哪个机关的。现在有的是已经知道了。(袁立本:有的已经知道了)都要责成这些单位很好地、妥善地处理他们的后事。对于这一点,我也希望新闻界把国务院的这个态度传达给大家。当然有些人受暴徒的影响,不明真相,本来就对戒严有这样那样的不理解,有情绪,到时候也参加到了里头,向解放军扔一点石头,打几下,我说这种情况也会有。所以我也不认为,凡是参与围堵或偶尔袭扰一下解放军的都是暴徒。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对广大学生,都不能对他们这么看,同暴徒要分开。围观的群众,不明真相的群众,要和极少数暴徒、歹徒分开。我们所说的歹徒、暴徒,策画反革命暴乱的,还是中共中央、国务院致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书中讲的那些。他们是在背后的策画者组织者,是一些同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一些人,是一些向非法组织泄露党和国家的绝对机密、重要机密的人,有些是在背后阴谋策画的人。这些人倒也不一定真正到大街上动手,他们往往是在背后阴谋策画。动手的是那些打砸抢分子,是那些流氓团伙,是那些劳改释放、劳教释放,刑满释放但又没有改造好的那些人,是那些外地流窜到北京犯法的人。我们决没有那个意思,笼统地把凡上了街的都称为暴徒。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所以我一开头就讲,现在的暴乱在性质上的确是一场反革命暴乱。所以说它是反革命暴乱,是因为有极少数暴徒、歹徒已经用极其残酷的、惨无人道的手段来对待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妄想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我想,那些围观的,一般不明真相的群众不会采取那样残酷的手段对待我们自己的部队。从那么高的天桥上扔下来摔死了,还要烧,肠子都要挑出来,人打死了还要吊在那里示众。汽车里打死的,人都死了还要砸上几块石头,不是对解放军、共产党有刻骨仇恨的人是做不出来。这种人在我们国家是极少数。所以我们第一要明确这场暴乱是一场反革性质的暴乱。你看,使出来的一些手段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们对解放军已经不仅是侮辱谩骂,不是一般地骂一骂,而是非常残酷,毫无一点人性。再说,一两天时间里有五百多辆汽车被烧、被砸、被毁,一辆汽车如果一般按十万元来算,五百多辆就是五千多万元,对国家的财产一点感情没有,决不是我们一般群众所能干得出来的。还抢劫了弹药、抢劫了枪枝。学校里有些学生就自动地把它交出来了。有一个学校就交出来四十多枝枪。如果这样的学生是暴徒,他怎么能会交给你呢?肯定不是。但是,肯定有一些枪枝流传到了社会上。有的人就在大街上耀武扬威、明目张胆地挎着冲锋枪。打黑枪的也都有了。我并不是说被误伤的人都是打黑枪打的,那也不是实事求是。但确有打黑枪的。打了黑枪、然后又栽赃于解放军,这种情况确实是有的。因此我们好心的人们、善良的人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家团结起来去对付极少数暴徒。我诚恳地呼吁大家,第一,要认识这的确是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第二,要看到在我们首都的的确确存在着极少数惨无人道的暴徒。这些暴徒的所作所为不是好心的人们所能想象出来的。我们有些善良的人们,有些群众对解放军进城执行戒严任务,可能一时有些不大理解,我们都不能责怪他们。可能有时宣传解释得不够,舆论也跟不上,他也不大清楚,我们决不能把他们和暴徒混同在一起。要把暴徒孤立起来,制止暴乱,对他们不手软,坚决地打击。人民群众呢,我们无论如何自己要和自己站在一起,和解放军站在一起,保证他们能正常地执行戒严任务,不要去干扰他们,不要去刺激他们,不要去挑起事端。这样,我想局面的稳定就一定容易得多。我们同反革命暴徒之间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但是一个时期以来,根本就不讲阶级斗争,甚至于连政治斗争都不讲,什么斗争都说没有啦,人与人之间统统是兄弟姊妹,让世界充满了爱。我不是说不要爱,我也不是说我们一般同志之间,人与人之间都不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但是我们这个社会是复杂的,我们这个社会里确实还存在着这么一些坏人,这是个客观事实,他存在着,他对我们这个社会制度不满意,甚至可以说存在着刻骨的仇恨。当然也要讲,我们的工作确实也有失误,党和政府都有许多工作没做好,但是失误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人民非把党推翻不可,人民非要毁掉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不可呢?我觉得这是两回事。是绝对不同的两回事,并不是这样。而现在就有些人利用这个,煽动这个,再加上立本同志刚才讲的,他们制造种种谣言来蛊惑人心,因此非把一些本来是一种正常的对工作中某些不满,比如说对官倒,比如说对腐败现象的不满情绪,把你煽动到、引导到非要从根本上推翻共产党,否定我们这个社会制度不可。这就不行。我还要说,还要非常明确地说,尽管有些人有这样那样不满的情绪,受到了人家的挑动,这些同志也还是好的,无非是不太知道真相,这需要我们耐心地做一些工作。 这里我还要说一点,就是关于目前的国际舆论。现在舆论是不同的。应该说,对在中国首都发生的这场反革命暴乱以及制止这场暴乱的斗争,现在国际舆论的态度也不大一样。已经有人公开在那儿谴责我们了,而且有人提出了要不给我们这个,不给我们那个,要限制我们这个,限制我们那个,来对我们进行所谓的制裁了。对这一点,我来以前已经请示了国务院的领导同志,他让我在这里通过舆论界对这种情况说明两点。

第一,我们不怕。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手段,谴责也罢,制裁也罢,要想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答应。我们决不是软骨头。即使由于他们那样做使得我们遭受一些暂时困难,我们也要顶过去。我们这场制止动乱的斗争是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如果在这个问题上顶不住,你根本就不敢下手了,人民共和国都被颠覆了,你要他点贷款,要他给点什么技术有什么用?这是第一个态度。

第二,我们希望国际舆论、外国政治家们、政府不要太近视了,应有一点长远观念。尽管我们现在困难,面临着严峻的时刻,党和国家可以说处在相当危急的关头,但中国的党和政府有能力、有办法、有决心克服这些困难。他们如果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我想,不致于在这个问题上采取那种专门刺激中国政府和人民感情的做法。我们也不愿看到这种情况。


 

赵紫阳失势  

6   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因为"同情学生", 不与党中央政策一致, 加上以李鹏与其党羽为首的人在中共高层中煽风点火, 不久邓小平心目中的可靠性崩溃, 遂告失势, 下旬, 他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讲话中替自己申辩, 其概要如下:

我先说学潮和动乱以来的一些事实以及我当时的思想情况。

        四月中旬以来,学生游行发展愈大,我和大家想的都是使事态尽快平息下来。但是,我也看到这次学潮有两个很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学生提出要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等口号。这些要求跟党和政府的主张基本是一致的,我们不得拒绝。二是参加游行和支持他们的人非常之多,各界人士都有。北京城人山人海。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要想平息事态,必须首先着眼于大多数,把多数人的主流肯定下来。因与这个想法联系,我还觉得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有个问题,就是没有肯定多数人的主流,而是从整体上做了一个多数人难以接受的笼统的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极少数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浑水摸鱼肯定是有的,但是几十万人的行为只由少数的人操纵,是很难完全解释得通的。学生们认为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给他们戴上一顶帽子,情绪变得激烈起来。因此,我曾主张对社论做些改变,松一松口。

        我的这些看法,只是在中央常委的会议上讲过,只在这个范围内同少数中央领导同志交换过意见。我当时考虑这个想法对不对是一个问题,在当的会议上可不可以提,是另一个问题。我觉得,我的这一个想法,无论如何,是可以在当的常委会上提出来的。总之,我是想把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很多同情者的行为与极少数人的企图利用学潮浑水摸鱼、制造事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行为严格区别开来,避免把整个学潮笼统地作一个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着重采取疏导的方针,避免泪化矛盾,尽快平息事态。我的不同意见的主要之点就是在这个地方。另外说明一项,我没有反对过用「动乱」这个词。我认为「动乱」只是指学潮规模,和对社会秩序的影响程度而言,并不说明性质,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敌对的。我在五月十六日常委会上已讲过这点。我仔细回想了自学潮和动乱发生以来这些日子我是怎样做的,那些地方做得对,那些地方做得不对或不妥。

(): 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举行以前,常委内部没有什么分歧。

(): 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三点竟见:
1.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纳入正常的轨道,对学生游行要坚决劝阻,让他们复课。
2.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应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
3.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现打、砸、抢、烧、冲行为要依法惩处。李鹏同志和常委其它同志也都同意。

():  四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晨我不在北京,对这一段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 我在五月三日北京纪念「五四」大会上的讲话,事前经过了政治局、书记处同志的审核,送审时,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竟见,根据这些意见,我们对稿子做了多处改动。

(): 我五月四日会见亚洲银行理事年会代表的讲话,本意是想促进学潮的平息,同时也想使外资增强对中国稳定的信心,讲话发表后,开始听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李鹏同志也对我说,话讲得很好,他在会见亚行年会代表时,也要呼应一下。这次讲话的调子比较温和。我的这次讲话,从当时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还可以。后来同志们批评我的讲话未经常委讨论,这是事实。不过,中央各位领导同志接待外宾时的谈话(除正式会谈方案外),历年都不提交常委讨论,一般都是根据中央的方针自己去准备。

(): 于五月八日的常委会和五月十日的政治局会。四月二十七日的大游行后,学生们坚持要我们改变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定性。我非常为难。我当时的想法是,先绕过这个问题,在廉政和民主建设方面办几件好事,使群众看到我们正在做出努力,事态也许会遂步平息。等到大家都冷静下来以后,也许比较容易取得同一意见。因此我在这两次会上提出了向人大常委报告清理公司的情况,公布高级干部的收入和身世,取消八十岁(或七十五岁)以下领导人的特供,由人大常委依组织专门委员会对涉及高干及其家属的举报案件进行独立调查(万里同志考虑得比我周到,他建议由人大成立有权威的廉政委员会)。

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制定新闻法和游行示威法等等。我的这些建议在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上都只是提了一下,以后还准备再讨论,并没有正式做出决定。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与等密切结合起来。五月十三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处汇报时,向小平同志报告了这些想法,小平同志赞成,说,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 关于我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十三大以后,我在接待国外党的立要领导人时,曾多次向他们通报,我党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定, 小平同志作为我党主要决策者的地位没有改变。我的目的是让世界上更明确知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这次访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谈了这个问题。我跟戈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惯例了。问题在于这次作了公开报导。我从朝鲜回来后,听说小平同志四月二十五日关于学潮问题的讲话广泛传达后、社会上引起很多议论,说常委向小平同志汇报不符合组织原。还有一些更难听的话。我觉得我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说明。在戈尔巴乔夫来访的前两天,我与工人和工会干部座谈对话时,会上也有人提出这类问题。当时我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作了说明,效果良好。他们说,我们过去不了解,现在知道了就好了(乔石、胡启立、阎明复等同志均在场)。在此之前,陈希同同志就针对人们有关「垂帘听政」的错误议论向大专院校工作的同志们做了解释,说明了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有关决定的情况,效果也是好的。陈希同同志在四月二十八日的常委会上还汇报过这个情况。因此,我就考虑,如果通过公开报导,把这一情况让群众知道,对减少议论可能有所帮助。我当时向戈尔巴乔夫同志通报的内容是,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我有意识的没有讲,可以召集会议和由他拍板的话)。邓小平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作出的决策。照理说,这些内容的话,是不会给人以一切事情都是邓小平决定的印象的。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伤害了小平同志,我愿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 关于五月十六日夜间的常委会。我从朝鲜回来以后,听到各方面对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反映很大,已成为影响学生情绪的一个结子。当时我曾考虑,可否以适当的方式,解开这个结子,以缓解学生的情绪。五月四日,我和李鹏同志谈了我对这个社论的一些意见。李鹏同志表示反对,因此我觉得要重新考虑是很难很难的。我又同尚昆同志商量,我考虑先绕开这个难题,对性质问题淡化,逐步转弯子。但是到了五月十三日几百名学生宣布绝食。其中一个主要的要求就是改变那篇社论的定性。我感到事态十分严重。这个问题已无法绕开,因此才在五月十六日晚的常委会上提了一下这件事(这是第一次在正式会议上提出)。李鹏同志说,社论中所说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小平同志的原话,不能动。我当时不同意这种说法。

(): 五月十七日,在小平同志处召开的常委会上,李鹏、姚依林同志批评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到我五月四日在亚银年会上的讲话,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这次常委会再次肯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定性,并作出了调军队进京戒严的决策。我表示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个决策,很难得力。我是在党的会议上坦率地讲出我所担心的。    会后我再三考虑,很怕因为我的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而影响和耽误常委这一决策的坚决实彻执行。我在情绪比较急躁和冲动的情况下便想提出辞职。尚昆同志知道后,立即劝我说,如我辞职,将在群众中起激化作用,并说常委内部还是能够继续共事的。我无论如何不能做使党为难的事。因此辞职信没有发出。但情况的发展仍使我忧心忡忡。五月十八日,我又给小平同志写信,要求他再次考虑我的竟见,并打电话给尚昆同志,请他再向小平同志说一下。我觉得无论如何,在党内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充许的。身为总书记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回想,辞职信虽然没有发出,但当产生这个念头,从全局来看,就是很不妥的。

(): 关于五月十九日凌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原来在学生绝食二天后,我就准备去看他们。后来我又几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种种原因而未去成。五月十九日学生已绝食进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险,已经到了紧急关头。尽管我当时身体已感不适,但我还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因为学生己绝食七天,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去了以后,除了动之以情,劝说他们停止绝食外,还能说些什么呢。在我们看望之后,当天绝食学生的情绪已有缓和,并于当晚九时,宣布停止绝食。我不能说我的讲话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码是没有起反作用。

(十一): 关于我没有出席五月十九日晚召开大会的问题。我要说明,那天我是因为有病向常委请假的。乔石同志在会上也是这样宣布的。我请了三天病,假满以后我就没有工作可做了,也不再让我加任何会议。情况我也就不知道了。
       从以上可以看,我对处理学潮和动乱的问题当时总的想法就是要设法缓和与学生的对立,争取学生中的大多数,使学潮逐步平息下来。我十分担心在同多数人的矛盾尚未缓解的情况下采取强硬手段,特别是动用武力,将很难避免发生冲突和流血事件,那样就会使事态更加扩大,即使把学潮平息下去,将会留下很大的后遗症。
       最近小平同志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说,这场风波的到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影响的必然结果。还说,现在来比晚来好。如果从这样的高度来观察问题,我的原来的那些想法当然就成为多余的了。我当时确实没有认识到这样的高度和深度,我愿意结合学习小平同志的讲话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
       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方面互相影响。现在看来,除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外,社会主义在政治体制上,在民主问题上也必须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在实践中,我愈来愈感到,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了,应该大体上同步进行,如果太滞后,经济体制改革就很难继续下去,而且会产生各种社会政治矛盾。我原来曾想,只要把经济体制改革搞好,把经济发展起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人民就会满意,社会就会安定,但后来发现,情况不完全这样。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提高以后,政治参与意识,民主意识都会增强,如果思想教育跟不上,民主法制建设跟不上,社会仍然不会安定。
       我对李鹏同志的报告中提出的撤销领导职务的建议没有意见,但对我提出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这两项指摘我有保留意见。
       对于如何处理学潮和动乱,我的确根据党章允许的范围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关于如何平息动乱的意见。我从来没有提出过支持动乱的意见。
       再从实际情况来看,学潮和动乱的扩大,也不能说是我支持的。事实上从四月二十三日到月底这一段,学潮和动乱急剧扩大,而这段时间我并不在国内。李鹏同志的报告中,说我在亚行年会的讲话,使动乱升级,事实上在我讲话以后,各大学继续纷纷复课的情况,说明这种批评不符合事实。当时首都各报都有报导。这至少可以说明我那次讲话并没有引起学潮升级。五月十九日实行戒严以后,我就没有工作了,当然也再没有发表任何讲话。此后动乱的升级更没有理由说是我的原因,如果说我请病假没能加五月十九日的会议,以后事态的发展也主要是由于我的原因引起的,这无论如何解释不通。
       关于分裂党的问题。什么才是分裂党的行为?党的历史上是有案例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也有规定。我们党从来没有把在党内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表示保留意见就叫做分裂党的。
       领导人之间的公开讲话中侧重点有时有些不同,口径不那样一致,人们中间有这样那样的议论,这是不断出现过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党。而李鹏同志报告中指摘我在亚行讲话中没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又指摘我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讲话中却说了「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鹏同志在亚行讲话中也没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论,而且说中国要努力「避免动乱」。我认为像这样一些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出现的讲话侧重点的不同,甚至口径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适的甚至是错误的,但都不能上纲为「分裂党」,更不能因为我请病假不能出席五月十九日会议算作「分裂党」的行动。
       既然党章规定党员有对自己处理意见进行申辩的权利,我今天就着重对这两个指摘提出申辩,希望予以考虑。

自此以后, 被软禁, 正式退出了中共的政治角力, 取代他位置的是六.四期间在上海禁绝《上海经济导报》后来被邓小平看中的江泽民 


白色恐怖

「六四屠城」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及戒严部队指挥部宣布北高联工自联 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首都知识界联合会首都各界维宪联席会 外地赴京高校自治联合会等均为非法组织,必须立即自动解散,并设置热线电话让市民检举。

国家安全部中国公安部下令全国通缉方励之夫妇、二十一名学生领袖、 首都知识界二十三名主要成员及工人领袖。各地政府也自行发布通缉名单, 采取快捕快审的政策,企图彻底镇压运动。

根据劳改管理局的数字,「六四」后的一个月内,全国已有超过二千人被捕, 当然官方的数字不能准确地反映被捕的总人数。六月十一日,香港学生姚勇战在离开上海时被查证人员带走, 关禁了一年才获释。

六月十九日,李鹏乔石姚依林等会见首都戒严部队三位「烈士」的亲属时,声言会继续大搜捕行动, 以防民运人士「东山再起」。

被通缉21名学生名单:

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 ()周锋锁翟伟民梁擎墩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 王治新封从德王超华()王有才张志清张伯笠李录张铭熊炜熊焱 


被点名23名知识分子名单:

方励之李淑娴()戈扬()苏绍智金观涛严家其鲍彤张显扬包遵信胡平刘晓波 陈军任畹町陈子明万润南﹑李洪林戴晴()于浩成李泽厚苏晓康温元凯刘再复曹思源 

萧斌因接受外国电视台访问时谈及屠杀事件被指为造谣被捕

610   北京公安部门表示已抓获四百名在"反革命暴乱"中参与打砸抢烧杀的"暴徒"高自联工自联的一些头目也已缉捕归案。其中高自联常委﹑秘书长郭海峰也被捕。大连工人萧斌因接受外国电视台访问时谈及屠杀事件,被指为造谣,当晚即被捕,其后判刑十年,于九四年二月因 "表现良好" 获假释。 

611   国家安全局扣查十万份信件,监视传真机、复印机的使用,堵塞屠城真相回流。 

612   北京再捕四十四名 "反革命分子"西安捕四十八名民运分子。杭州七名工自联首脑被扣审查。 

613   有九十九人被捕,其中包括北京工自联的工人领袖刘焕文石家庄被拘; 以及天津的学生与工人组织的领袖。经过连日全国的大搜捕民运人士,约有一千人被拘捕。 

614    学生杨涛十二日逃到兰州,十四日晚被捕。马少芳于五日逃至广州,于白云山自首。另一领袖周峰锁逃至西安兄长家,被姐姐及姐夫举报;而熊焱则在往内蒙的火车上被发现而被捕。 

615   上海判处徐国明卞汉武严雪茔三人死刑,指他们于六月六日参加焚烧火车。北京高自联的学生领袖熊炜在沈阳开往北京的列车上,由母亲交予公安人员。 

617    北京市中级法院裁定八名市民在六月三日至四日的 "暴乱" 中殴打士兵、放火烧车的罪名成立,判处死刑。北京有一百零九人向公安机关自首,其中包括工自联骨干成员李江 

620    学生领袖刘刚被捕。 

621    上海法院裁定罪名成立被判死刑的徐国明卞汉武严雪茔经上诉无效,即被公开鎗决。世界多数国家均表示不满,纷纷谴责中共 

622    六月十七日被北京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放火烧车的二十四人罪名成立,判处死刑;经上诉无效,即被处决。 

623   曾在广场绝食的刘晓波,被指为 "煽动学潮" ,遭拘留审查。

卷终


  上卷: 夭折的蓓蕾

  中卷: 未干的血印 (中卷终)

  下卷: 良心未渝的悼念

  增补卷一 反革命暴乱?

  增补卷二: 首都卫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