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政治體制改革 (1986.9.27)

政治體制改革是整個改革向前發展必然會出現的一個階段。現在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是很自然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重新提出實現我國四個現代化,後來又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接著又提出教育、科技、文化、道德等方面的改革,現在又明確提出政治體制也要改革,這些都是必然的發展。我認為,中國的改革必須是全方位的改革。中國社會目前面臨很多問題,不作全方位的改革,在某一點上作些改革,在某一點上不作改革,這樣的改革肯定是不行的。造成一個社會進步或落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並不是發現某一點落後了,把這一點改革一下就行了。聯繫我國的實際,應該認識到我們各方面都有需要改革的東西,也就是說都有落後的東西。文化大革命中大家甚麼話都不敢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逐步出現了寬鬆局面,大家的議論也多了。首先議論的是我們經濟上的落後。 

  解放三十年,經濟建設有成績,但並不是成功的,連糧食問題也沒有完全解決,工業發展速度比許多國家慢,原來發展水平和我們差不多甚至比我們低的一些國家和地區,也跑到我們前面去了。這些方面大家是承認的,但是在文代方面,在社會道德方面,還是不承認我們比別人落後,在政治方面更不承認比別人落後,認為除了經濟,我們在其他方面都比別人優越。實行對外開放後,國家領導人經常出訪,知識分子和領導幹部出去的也不少,出去的人多了,才逐漸發現我們不光在經濟上,在其他很多方面都落後了。比如,我們的文學藝術是落後的,在精神、道德、理想等方面,我們也存在很多問題,只有體育上去了。現在我們進一步認識到,我們在政治體制上也同樣落後於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這個認識很重要;只有認識到這些問題,我們才能進行全方位的改革。 

  鄧小平同志最近說:「改革就是革命」。因此,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就是革命。為甚麼要革命?因為我們落後了,我們要趕上去。從整個世界來衡量,我們的社會現在到底處於一個甚麼水平上?這樣提出問題,不光是對我國,也可以說是對幾十年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反省。社會主義到底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敗的?現在有很多人思考這個問題。比如蘇聯,戈爾巴喬夫執政以來,他講話相當開放,認識到蘇聯經濟有很多缺陷,政治上有很多落後的東西,也提出要改革,這也是基於這種認識。戰後四十多年來,社會主義陣營的發展是否好於非社會主義陣營?中很國、蘇聯以及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到底怎樣?我們不能空說,要實事求是地說,不要把現實的問題同理想上的問題混同起來。希望建立人人平等、沒有貧富差別的社會,這種理想是不會有甚麼人反對的,而且世界上很多人都有這種理想,問題是現在你建立起來的是不是這樣一種社會,或者說你現在做的事情是不是比別人好?這就要認真進行考察,把眼光放遠一點,跟整個世界聯繫起來看。實際上,戰後四十年來,社會主義運動是個低潮,是不成功的。 

  我們要承認這種低潮,不要掩蓋這種低潮。三十年來中國發展是慢的,蘇聯也是如此。有人說中國的落後是由於人口多,底子薄,不能同日本、台灣相比。這種解釋有一部分道理,但不完全正確。拿可耕地來比較,中國平均四百五十人有一平方公里可耕地,而日本一千五百人才有一平方公里可耕地,日本平均每人可耕地比中國少得多。如果說經濟底子薄,可以看看東德與西德,它們是同一民族,一樣的底子,戰前德國東部地區的工業還強於西部地區,但是現在西德的發展大大高於東德,這是無法回避的事實。用以上兩個理由來解釋我們的落後沒有說服力。我們應當從三十年的實踐中認真地想一想,我們總有甚麼事情做錯了,因而經濟發展不行,文化和其他方面發展也不行。我們要以科學的態度來承認這一基本事實,如果不承認這一事實,其他問題就不好談了。 

  我們必須把改革搞好,你不改革,別人還是很快地發展,那你怎麼辦?但是如果你老是用所謂的社會 主義優越性來掩蓋我們存在的問題,那樣改革是無法搞的,也是搞不好的。現在有些宣傳,總是用理想的制度來為現實社會中不合理的東西辯解,並以此來說明我們比西方好。當然,西方國家也有不少問題,但這些問題在層次上已和我們不同了,要加以區別。總之,我們現在是不是比西方落後,一定要有一個明確的判斷,否則我們就無法根據實際情況來推進我們的改革。 

  近年來在全國範圍熱烈開展的中西文化對比討論是非常有益的。早在一百多年前,中國的有識之士就看到了自己的落後,提出要學習西方,今天又出現了類似當年的情況,發現我們仍然比西方落後,仍然需要向西方學習,來改變我們的社會。我深信,要想改變中國社會,還是「全盤西化」的觀點更為符合實際一點。我說的「全盤西化」,就是全面的開放,全方位地吸收人類先進的文化。為甚麼一百多年來總是有人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點或者類似這樣的觀點?根本原因就是怕衝擊,在沒有全面吸收西方的東西之前,就規定我們的東西這個不能動,那個不能變。這是不對的。先進的文化總是要衝擊落後的文化。 

  我崇尚「五四」前後提出「全盤西化」那些人的精神──對先進的文化抱全面吸收的大膽態度,敢於讓先進的文化衝擊我們落後的東西。通過這幾年的開放和改革,事實上西方的東西已經衝擊到我們的經濟、文化和政治各方面,這是好現象。這當然不是說我們幾千年的文化沒有一點好的東西,問題是好與不好,不能事先規定框框,一定要自由地進行比較,通過比較,好的東西自然會保留下來,不好的東西自然會被衝擊掉。每個方面都可以討論,都可以比較。我們沒有必要害怕中國文化堛漲n東西被丟掉。中國文化埵雂皉酗@樣東西是絕對高於其他民族的,這就是「吃」。「吃」是一種文化,是一種文明。中國餐館遍佈世界各地,外國人都承認中國烹調技術是一種藝術。人類文明的發展總是不平衡的,在一定的時期內總有先進和落後的地區。在歷史上中國也曾經有過先進的文化,曾經衝擊過別人,如衝擊日本、朝鮮、越南,甚至衝擊到歐洲。今天我們落後了,就應該讓別人來衝擊我們。從總的方面說,這對我們不會有壞處,只會有好處。 

  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重視觀念上的深度轉變,小敲小打解決不了問題。當然我不反對我們在行動上要謹慎些,不要引起社會的大的動蕩和不安,但是我們在觀念上、在意識形態上的改變應該先走一步。大家知道,西方社會真正發達是在當代,但觀念上的轉變是很早的,文藝復興是一個起點。文藝復興是歐洲歷史上一次著名的思想文化運動,它有力地衝破了一系列的框架,特別是衝擊了封建的和宗教神學的思想統治。文藝復興時期和文藝復興之後,歐洲出現了很多傑出的人物,如科學家哥白尼、伽利略、牛頓,哲學家培根,政治思想家盧梭等等。受這些偉大人物的思想的影響,歐洲社會思想空前活躍,自由民主之風日盛,有力地推動著社會的發展。 

  中國、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所以落後,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把馬克思主義自我封閉起來了。每一種對社會發展作出過貢獻的思想文化,總是融會了當時人類所有進步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就是這樣,他們汲取了當時最先進的德國哲學、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空想社會學說,也吸收了當時物理學、生物學等方面先進的自然科學知識,形成了他們自己的學說。可是我們卻把他們的學說封閉起來了,把馬克思主義看成是高於一切的東西,把資本主義世界所有的發展都當作一錢不值,這是非常可悲的。世界上的事物總是不斷發展的,你拒絕發展,你當然要落後。這種為害匪淺的做法來自蘇聯。蘇聯認為馬克思主義發展到列寧主義已達到最高點,到斯大林就更高了,對其他一切思想觀念一律加以否定,甚至連最新的自然科學成果都被當作資產階級偽科學予以拋棄,如量子力學、相對論、宇宙學、計算機等等,這就造成了蘇聯在自然科學領域的相對落後,馬克思主義也變成幾條乾巴巴的東西。馬克思主義決不是神仙,而是一種方法和觀點,馬克思主義同樣有它的歷史局限性,同樣需要發展。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只與一百年前的物理學相適應,對今天的物理學來說就完全不夠了。把馬克思主義封閉起來,不去發展它,以致造成目前我國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以及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落後狀態,阻礙了社會的進步。 

  關於社會主義學說,它早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之前就產生了,它對世界的影響是很大的。我國的社會主義是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這個系統發展起來的。其實它只是社會主義學說的一支或一派,可我們把這一支看成正統,絕對的好,別人的則是絕對的壞。事實上,自社會主義運動發生以後,出現了許多流派,到最後分裂成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和歐洲一些國家的社會民主黨──第二國際。比如北歐五國,戰後大多數時間是由社會民主黨執政的。社會主義的定義很多,公認的一是貧富懸殊不大,二是實行公有制。如果以這兩條來對照,北歐幾個國家的社會主 義因素絕不比我們弱。他們的公有制成份一般都佔六十巴仙以 上,貧富懸殊相當小。也有些資本家,但其資產很難傳給下一代,因為遺產稅極高。如果你有創造發明或會做生意,你也可以發財,但收入越多,稅也越重,最高的稅率達七十巴仙──八十巴仙。這些國家的經濟狀況很好,人均年收入都在一萬二千美元左右,生活水平在歐洲居於高檔,失業率很低,不到三巴仙,平均壽命在全世界最高,男七十六歲,女八十歲。北歐這些國家與我們最大的不同是他們搞階級調和,不搞階級鬥爭。他們認為,在一個社會堙A總要有管理生產的階層,如果打倒了這批人,還得有一批人去管理生產,如果只是人身的打倒,並不能解決經濟問題。 

  管理生產與參與生產這兩類人的目的是不同的,管理者想使工廠賺錢,而工人想使個人賺錢,工廠賺錢太多,工人工資就少,工人工資太高,工廠賺錢就少。重要的是如何使這兩個階層協調起來,達到一個適當的平衡點,當然這個平衡點對於雙方來說都並不會是十分滿意的,但對於整個社會來說它是最佳方案。這種觀念在中國也已經開始出現了。對任何社會問題,大概都不可能有一個十全十美的方案,只能找到一個不太壞的方案,或叫次壞的方案,這就是所謂科學化的方案。如果想追求對誰都最佳的方案,一定是不可行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北歐國家的階級調和是尋找這個可行點的原則。 

  從一百多年來的歷史發展看,社會主義運動是可以多元化的,如有中國、蘇聯這一套,有北歐這一套,還有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也吸收了社會主義的某些因素。如意大利共產黨,現在是該國第二大黨,它對社會影響很大,意大利國內很多福利事業是在他們的影響下搞起來的。比如退休制度,搞得比我們還好,職工退休後按月領取退休金,丈夫去世後妻子照樣拿丈夫退休金,直至妻子去世。又如羅馬大學,學生吃飯幾乎不要錢。這些都是福利,即一種形態的社會主義因素。我們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但我們也應該看到社會主義道路在世界上已經是有許多條了,不要以為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堅持我們前三十年的那一套東西。社會主義因素在西方發達國家堣]是有的。我們過去說帝國主義是壟斷的,今天這個觀點已經不對了,現在就連最資本主義化的國家美國也有反壟斷法。比如美國最大電話公司「貝爾電話公司」,壟斷了美國全國的電話業務,前年根據反壟斷法,它硬被拆成八個公司進行競爭。 

  這說明這些國家的政府也認識到壟斷是危險的。又如凱恩斯學派,要求政府干預經濟,這與我們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在形式也有一定的相似之處。總之,社會要發展,我們必須吸收人家經過試驗並已證明行之有效的經驗。比如我們現在已承認一些所謂的階級鬥爭是錯誤的,那麼北歐這些國家的經驗,我們是不是可以借鑒和參考呢?我在北歐幾個國家看了一下,知道他們為了解決社會問題,做了很多調查研究工作,經過多次努力,相對地實現了一種比較好的社會平衡,使各階層的人找到自己的位置,發揮自己的作用。我們這個社會是不是也應該作些調整?我想調整是非常必要的,當然事先要好好研究。比如,社會主義一是要生活穩定,二是要發展得快,但是穩定和發展快又是相矛盾的,「大鍋飯」最穩定,但發展不可能快,相反是最慢的;如果完全自由競爭,那發展是快的,但又感到不穩定,這些都需要認真研究。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們必須把原來的框架扔掉,通過改革尋找出新路。 

  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思想一定要開放,不能有限制。應該允許各種各樣的治理方法都可以講。要做到這一點,輿論上的自由是首要的。沒有輿論上的自由,學術上的自由也很難保證。有了輿論自由,我們才能在自由的辯論中明確甚麼是正確、合理的,甚麼是不正確、不合理的。要保證中國改革成功,實現民主化是一個根本,而實現民主化首先也必須實現輿論自由。輿論自由本身並不需要多少改革,因為這是憲法上規定了的,只要嚴格執行憲法就行。有了言論自由,有了民主,才可以談其他的事情,否則談了也沒有用。現在許多好的政策出了壞的效果,根本原因也是沒有民主造成的。如企業實行政企分離、黨政分離、廠長負責制,老是做不好;又如要求領導幹部知識化、年輕化,做起來就走了樣。所以實現政治民主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過去常常說資產階級是假民主,假民主至少把水門事件中的美國總統給轟下去了。我們有真民主,就應該允許人民公開揭露某些領導人中存在的種種問題,把做了壞事的人拉下來。如果做到了這一步,中國社會就會成為一個政治體制上能夠自我調節的社會。現在我們並沒有很強的自我調節能力,出了壞事就無法控制,非要等到上級領導發現才能制止。民主在改革中是最核心的東西,其他都是第二位的,有了民主化,中國社會才能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 

  再說說這樣一個問題,就是政府和公民到底誰維持誰,或誰養誰。這個問題最早是我們共產黨人提出來的,但是現在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和人民中間,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反而比我們更明確:是公民養著政府,具體地說是納稅人養著政府;因此政府要為公民服務,要代表他們的利益,納稅人有權制約政府。今年我在美國新澤西州工作了四個月,有一次這個州的議員還給我寄來一份材料,因為我在那兒住著,我也交稅,也算那個州的居民,這個議員也應該代表我的利益。寄來的材料中列舉他這段時間在國會媟F了些甚麼,表決了甚麼議案,投了贊成票還是反對票還是棄權。這樣的材料,該州的每個公民都會收到,這樣大家就知道了議員做的事,如果你做得不對,下次就不選你了。在理論上說我國也是這樣的,但實質上並不是這樣。人民代表應當代表人民,應該讓你所代表的這部分人民知道你在幹些甚麼,至少知道你在開人民代表大會時做了些甚麼,說了些甚麼。事實上我們根本不知道,更不要說誰給我們寄甚麼材料了。相反,我們有些宣 傳竟說是政府養著百姓。 

  比如學校堸翔ル肏銩Q工作時總是說:政府給了你這麼好的條件,讓你好好學習,你還不好好學習,等等。要好好學習是對的,但所謂政府給你好條件的說法是不對的。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政府應當給公民受教育的機會,因為公民是交了所得稅的。我們可以以科大為例來算算這筆所得稅:科大師生的比例是一:二.五,五年學制,每個教師五年培養出兩個半到三個學生,每個學生價值為兩萬元,每個教師五年堛熔ㄜ是五萬元。五萬元堨h掉五十巴仙的成本,再去掉一個教師五年共六千元的工資,剩下的一萬九千元就是交了所得稅。所以,我們一定要認識到,不是政府恩賜人民甚麼,而是人民養著政府,是人民讓一些人當政。「擴大民主」這種說法也不準確,擴大民主是由上到下,實際上民主是每個人的權力。作為這個社會堛漱膝薄A我要盡義務,盡義務我就有了權利,這個權利就是我的政治權力,因此,我們有權過問國家大事,有權撤換不稱職的幹部。這本來是很普通的常識,但這種認識在群眾中還不普遍,總覺得好事情是政府恩賜給我們的,不認為是自己努力得來的。在這個問題上的觀念更新很重要。我認為資本主義初期的一些觀念是先進的,如人本主義,我們應該發展它,不應該削弱它,要賦予它更新更多的內容。作為人,我應當受到社會尊重。我們要通過政治體制改革,提高人的尊嚴,增強人的活力,使每個人獲得自由發展的機會,而不是像封建時代那樣,把人只看作一個順民,一個工具。我就說到這塈a。 

  下面回答同志們提出來的問題: 

問:對近幾年來的機構改革和幹部制度改革,應如何評價?有人認為「終身制」沒有廢除,又來了個「世襲制」,改革走偏了方向,是某些人懷著私利搞「權力再分配」,這樣認識對嗎? 

答:進行機構改革和幹部制度改革,想法是好的,目的是想克服一下僵化的狀態,但的確出現很多很多的問題。我認為這些問題的出現是因為沒有民主的空氣和背景造成的。我剛才說過,沒有民主,即使搞了知識化,年輕化,好東西也會變成壞東西。至於幹部制度中有些東西,本來就是封建性質的。比如「伯樂制」,作為選擇幹部的一種方式是可以的,作為提拔幹部的一種主要制度就不對了。所謂「伯樂制」就是推薦,西方民主國家也有推薦,但民主國家選任一個官員要有幾個人推薦,還要經過大家評議;大家評議,就是民主的方式。單純地依靠伯樂是不行的。還有,「伯樂」由誰來選擇?這又涉及到是不是要民主的問題。 

問:這幾年人們的政治熱情普遍降低了,出現了所謂「全民性牢騷」,應該怎樣看這個問題? 

答:我想這還是好現象。出現牢騷比不出現牢騷要好。社會本身就存在著許多問題。過去不是沒有牢騷,而是不敢發牢騷。民主有個定量測量方法,就是看你牢騷發的範圍有多大;範圍越小,民主的程度越低。現在可以在相當大的場合發發牢騷,這的確比十年前民主多了。一個國家總是會有各種困難問題的,發發牢騷,也許問題還能解決得快一些。 

問:權力過於集中是當前政治弊端的總病根,但在實際生活中,也有權力過於分散的現象,例如中央有些政策很難貫徹,大紅頭文件管不了小紅頭文件。怎樣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答:這也是由於缺乏民主造成的。所謂民主社會,一個方面是可以自由地發表意見,特別是在人民代表大會立法方面;另一個方面是行政一定要有效率,行政系統一定是指令式的,上面規定怎麼辦,下面就得怎麼辦。兩方面缺一不可。所以西方早在古希臘時代就提出了分權原則,資產階級革命後分權思想進一步發展,實行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這樣就使得行政系統必須是指令性的,而立法系統則必須用民主的方式。我覺得現在中國既沒有民主,也沒有集中,沒有形成一個民主社會所應有的運轉機制。我們的黨和政府甚麼都管,單頭領導本身就不可能形成民主,也不可能有效率。比如黨委書記兼紀委書記,這就不完全合適,如果黨委書記出了問題怎麼辦?行政領導管理審計部門也是不對的。立法、行政、司法、審計這些部門都應當獨立,只有這樣才能形成民主地反映意見,又可以有效率地工作的局面。甚麼都歸一個頭來管,必然管不好。 

問:請講一講如何實現黨內民主,如何實現全民的民主? 

答:為了防止黨的領導人在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和政治活動中發生失誤,我想可否像發達國家政黨那樣,在黨的奮鬥目標一致的前提下,允許黨內存在不同觀點的派別,公開發表意見,推行批評活動?在矛盾尖銳化以後,各派進行協調,直至撤換某些黨的主要領導人?關於黨內不同觀點,其實是一直存在的,毛主席也說過黨內早就有不同觀點,過去只是沒有把這些不同觀點公開亮出來,只能在小圈子婸◆﹛A這實際上也是民主不夠的反映。政治上越民主,觀點就越透明。現在我們不了解領導人的觀點,因為他沒有在眾家中活動,他也不發表議論,即所謂不透明。我們受列寧的建黨思想影響很深。列寧的建黨思想在某一段時期可能是適應的,但至少現在是不適應了,用那種建黨學說來解決現代社會問題已經不行了。 

關於全民民主問題,上面我已經說過了,至少人民代表要真正代表人民。我們現在把人民代表成了一種榮譽性的職務,你當了甚麼模範,就給你一個人民代表當當。不應該這樣。人大應該成為一個真正的立法機構和民意機構。如果說資產階級搞的是假民主,但它至少還有一個質詢制度。比如在英國,撤切爾夫人每個星期都必須到議會去一次,坐在固定的位置上,就像我們過去開批判會那樣,議員們問她任何問題都必須答覆。大臣則坐在她周圍,問國防問題,國防大臣就老老實實地當場回答。你答不出來,或者你某件事情辦得不對,第二天報紙上就批評開了,所以這些國家的內閣成員都得認認真真地做事。我們為甚麼不能監督政府呢?我們的政府既然是為人民服務的,也應該經常向人民說說你為人民做了些甚麼事情啊!現在有全國人大代表三千人,人數可以少一點,但可以職業性一點。你選上了這屆人大代表,你五年的主要任務就是代表人民利益去說話。美國國會撥給每個議員一大筆活動經費,他可以雇人去調查某個問題,也可以自己去調查,調查出來他就到議會上發言。這並不是為難政府,而是對政府有利,對人民有利。如果我們也這樣做,這並不需要改變體制,也不會改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 

問:人民參政應通過甚麼方式來實現? 

答:在我國,實際上人民參政的渠道是有的,只是沒有認真執行,關鍵是沒有真正發揮人民代表的作用。前不久我在美國看到《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登了一篇文章,是全國人大一位副委員長寫的,這篇文章在海外造成很不好的影響。文章認為中國全國人代會表決議題,差不多每次都是三○○○:○,是一種好現象,比國外四十九:五十一的表決要好。這是不懂得起碼的民主概念。民主就是不同生活環境、不同民族、不同職業的人群,根據不同利益的要求,依靠民主的方式,尋找一個平衡點。表決不一致才是一種好現象。西方國家的議會和內閣表決常常是四十九:五十一,這樣迫使他們小心翼翼地工作,力爭不把事情做錯,同時通過民主的方式可以讓政治家們看到某件事情有多少人贊成和反對,然後根據不同利益要求進行調整,在多種要求中盡可能地實現平衡。三○○○:○,皆大歡喜,都是理想的方案,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一個方案不可能使所有人都滿意。寫這篇文章的人本身就不懂民主,不懂政治。 

問:據報載,黨的十三大將繼續保留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在黨內擔任重要職務,對此你有何看法? 

答:里根競選總統時,有人說他當總統年紀大了,美國選民就對這個問題展開討論,多數人還是認為他當總統合適,結果被選上了,他的選票還大大超過比他年輕得多的競選對手的選票。年齡不是一個絕對的界限,重要的是是否反映了民意。里根繼續幹下去是通過全民選舉的,也就是說是經過美國老百姓點頭的。中國是通過甚麼渠道的?我們不清楚。所以,是否通過一定的渠道來表達民意是問題的根本所在。 

問:實行全方位改革,是不是也要改變四項基本原則? 

答:四項基本原則是政治方面的一種原則,它不能概括社會生活的所有內容,比如物理學大綱,它與四項基本原則就沒有甚麼關係,一個是自然科學,一個是政治,是兩碼事。再是,四項基本原則本身概念也是發展的,比如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堅持黨的領導的含義,比起過去來,這幾年已經有很大的發展。有一種庸俗的過敏症,似乎凡是沒有把「四項基本原則」作為一原理而推導出來的認識,都有「違背」原則的嫌疑,這是錯誤的。因為,對世界的認識不能都從原則,那怕是普遍原則中推導出來。 

問: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實現政治民主化,那麼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不是行使民主的一種形式? 

答:這個問題非常複雜。五七年最早出現這種民主化的表達方式,到文化大革命就變成了一種整人的方式,這樣反而造成人群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從這個角度說,「四大」的確有很多缺點。我覺得現在判斷這個問題還為時過早。但我要說說與這個問題有關係的一個觀點,就是在民主化的社會堙A要有一種多元化的觀念,這不光是指政府和領導人,對每個人都一樣。所謂民主,首先要承認不同意見的存在,允許充份地發表不同意見,同時也要充份尊重對方的不同意見,這是造成民主的必要條件。西方社會已經這樣做了。如競選總統時,發表各種政見,辯論非常激烈,但選舉一結束,不論誰勝誰負都祝賀,承認彼此的存在,不是誰滅誰。多元化的原則就是允許大家觀點不同。有不同的觀點,不一定就是哪方對哪方錯,因為社會是複雜的,也許不同人的觀點,即便是少數派的觀點,往往也都有正確的成份,但社會在運轉時只能按一種方法辦,這就是必須互相尊重的理論根據。西方發達國家的人們有這樣一種心態,即辯論激烈,但互相尊重觀點。中國人由於長期受封建文化影響,正統觀念特別強,總是認為不管甚麼問題一定有一種絕對正確的答案,其他的答案都是錯誤的。兩個中國人辯論,我說我是對的,那就等於說你一定錯了。西方人沒有這種絕對的心理,而是認為我對並不等於你完全錯。對一個多元的社會來說,說不上哪個絕對好,哪個絕對壞,也沒有一個絕對正統的答案。「四大」中的一些做法與這種絕對化的心理有很大關係。有這種心理,就很難造成民主的局面。民主局面需要有一種高層次的文化作保證,要寬容,要承認對方的存在。我贊成我們各種各樣觀點的出現,即使是守舊的、封建的觀點也沒有關係。中國人只有具備了這種心境,中國的社會改革才真正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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