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南海衛東革命造反隊的檢查 劉少奇
(1967年4月14日) 南海衛東革命造反隊的同志們： 你們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給我的緊急通令中第二條限劉少奇於四月十日以前寫出書面檢查，具體回答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八個“爲什麽”的問題。現答復如下： 1．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作爲黨中央的代表到達天津（當時黨的北方局所在地），當時北方局的組織部長柯慶施同志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說：北京監獄中有一批同志，他們的刑期多數已經坐滿，但不履行一個手續，就不能出獄。柯問我是否可以履行一個手續？我當時反問柯，你的意見如何？柯慶施同志說，可以讓獄中的同志履行一個手續。
我即將此種情況寫信報告陝北黨中央。請中央決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答復，並接到由張聞天簽字的獄中幹部提出的三個請求條件。獄中同志看了，知道這是中央同意這樣辦的。我將中央的答復交由柯慶施同志去辦理。當時黨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張聞天（又名洛甫）處理，據張聞天交待他當時沒有報告毛主席，也沒有在會議上討論，就由他擅自作了 答復。當時我只知道獄中的殷鑒同志，其餘的人都不認識，也不知道多少人。以後如何辦的，我也不知道。殷鑒同志出獄後，已是一九三七年春，我在柯慶施同志家裏見過一次。不久殷鑒同志因病去世了，他們具體履行什麽手續，我未過問，最近看到造反報才知道他們登了反共啓事。對這件事，我負有一定的責任。 2．抗日戰爭勝利後，一九四六年一月我黨同國民黨達成了停戰協定。以後又召開了舊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和平建國綱領。在一月十日我黨的停戰命令上，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階段”。二月一日，我根據中央討論的意見寫了一個關於“和平民主新階段”的內部指示。這個指示是有錯誤的。 3．在解放後，我極力主張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沒有反對。一九五一年我批了山西送來的有關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一個文件，批是錯誤的。以後在一次中央會議上聽過鄧子恢關於合作社問題的報告，沒有批駁他的錯誤意見，他就大加發揮，砍掉二十萬個合作社。以後毛主席批評了鄧子恢的錯誤，發表了關於農業合作化的很重要的文章，掀起了農業合作化的高潮。 4．一九五六年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我代表黨中央向大會作政治報告，是說了國內階級鬥爭的，例如說：限制和反限制的鬥爭是近幾年來，我國內部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它反映著我國國內主要的階級矛盾——“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矛盾”……進行“三反”“五反”鬥爭，是因爲有許多資產階級分子進行了有害於國計民生的非法活動，不能不堅決地加以制止。但是，在這個報告的另一個地方說：“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這句話是錯誤的。八大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也說：“現在這種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就表明，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産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兒千年來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建立起來。”“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社會生産力之間的矛盾。”決議的這些說法，毛主席當時就表示反對，但已來不及修改，就這樣通過了。至今未改。此外，在八大的政治報告和決議中，都沒有提出毛澤東思想是全黨的指導思想；是全黨全國一切工作的指標。這是錯誤的。是從七大的立場上退了一步。 5．三年困難時期，我沒有攻擊三面紅旗。在一次中央會議上聽見鄧子恢說安徽實行的責任田有許多好處的話，我沒有批駁他，他就到處亂講。“三和一少”，是個別同志提出初稿，尚未提到中央會議上來，當時我尚不知有此種意見出籠。是後來從那個同志的保險櫃中拿出來的。 6．一九六二年“修養”再版，是有人推薦，有人替我修改的，我看過，在《紅旗》、《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我應負主要責任。 7．－九六四年夏，我在幾個省市作講話，其中有形“左’實右的傾向，在去年十月二十三日我的檢查中已作了詳細說明，不必重復。桃園經驗在當時是比較好，不是形“左”實右的典型。 8．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爲什麽提出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現在也還不知道爲什麽？也沒有看到一篇能夠完全說清楚爲什麽犯路線錯誤的文章。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批判了我的錯誤之後，又有人犯同類性質的錯誤，可見他們也不知道爲什麽。我將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閱讀毛主席指定我要讀的其（他）（著）作書籍和報刊的有關文章，以便能夠完全在思想上弄清楚這個問題，並認真地在革命群衆實踐中去加以檢驗。那時我才能答復我爲什麽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線錯誤，又如何改正了這個錯誤。 此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 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劉少奇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 |